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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就要“高浓度、高密度”

此次积木式创新游学,除了洛杉矶外,我们主要去了美国两个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两个城市面积可以忽略不计,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几。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一个俗称,它的面积就跟北京中关村一样难以说清。这是非常小的两块。这就叫“美国深度考察”了?主要就去了两个地方,那么多地方都没有去,是不是有忽悠的成分?我的认识就从这里来。我的看法是:这两个地方很小,但可看的东西很多。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多少销售额、GDP、就业?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MIT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MIT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我去年去以色列,发现以色列本身不大,比北京市小,有争议的面积是两万平方米,比较稳定的是一万两千平方米。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不是哪里都有高科技公司,就是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非常密地分布在那里。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吵,各家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包括孟子都在那里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荀子。那么久远,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生在那里,聚在佛罗伦萨,那里就是几条街,这是所谓文艺复兴。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以后就是剑桥,英国的剑桥就是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世界上科学和想法、思想都产生在不大的地方,那里的人高密度凑在一起。这种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一起吵,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

换个角度来看,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就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其实,希腊就几个城邦,不是希腊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神圣。工业革命一讲不得了,但实际上只发生在几个很小的地方,工匠、商人、学者混在一起,在酒馆里吵啊吵地吵出来的。

重大科学创新在人口分布上也极不均衡。我们去以色列就发现,以色列进海关时看那个官员,看大巴的司机,圣地老城摆摊商人,酒店柜台服务员,他们和我们能有什么区别?美国多少地方的多数人跟我们能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为什么人均3.5万美元?我在美国留学终身难忘,理一个发那么贵,我再也不去理发了。为什么理发这么贵?美国的理发师没有什么厉害,他的科学家厉害,他的产业厉害,他把所有的生产率平均提上去以后,显得所有人都厉害——这是科学创新产业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何在?

因为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MIT。他们不仅有一堆好房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房子有灵性,里面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MIT的校训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知行合一”。不仅动脑,还要动手。有了这个灵性之后,会有多少故事在里面发生?

对校园作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建筑面积不是问题,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什么叫牛人?他干的事谁也看不懂,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大学里养了一批除了这个领域其他人都听不懂的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MIT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厚很多,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一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比很高。教授跟学生讲:学校给我这么多钱,我就是给你们用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老师和学生互动的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往人身上投的钱却差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按大学拥有专利的数目,美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州大学,从88年前到2008年共有6000多项专利,MIT有3000多项专利,其他几所著名大学也有很多专利。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弄?要发布。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专利有什么用?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过去听说过《拜杜法案》,但对这个法案的理解去了现场更有感触。

美国对科研也有联邦投入,那是国有资产。国家的钱、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在我们这里,必须办校办企业,不能把这个技术授给别人去办公司,否则就有犯错误的危险。美国当年其实有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MIT是私立学校,国有土地由联邦划拨给学校,成为办学资金的来源。美国很多大学当年就是这样。这块地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上产生的技术,究竟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好多年找不到答案。此次访美后,我特意去读了黄亚生教授所著的《MIT创新课》,发现MIT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

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拜”和“杜”可是两位议员的名字哦。《拜杜法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是议员吸收这个经验,在这个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麻省,成为了整个麻省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最后,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一号人吗?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家怎么跟官僚机构打交道?怎么填那些表?科学家不擅长想这种问题。依靠分工,让喜欢填表的、专业的人来填表。我们大学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五年、八年你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五年、八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我们参观的无线充电公司,就以此方法拥有了200多个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经验、尝试。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MIT,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投资于专利有很大风险,因为不知道科学上很有道理的专利,在市场上是否也有道理。有的专利市场接受程度好,有的市场接受程度差,这就需要企业家进来。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不是一点半点。经济学就是研究分工,这是什么分工?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或多或少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就是帮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是靠脑子,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信息如何通过舌头上的含片进脑子,关键技术不解决,原理不能变成商业——这些问题都要有,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关键是工艺可行性。这一点做实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MIT强调动手动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

你让人好好去琢磨一个事,你给他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有了对知识的判断,谁投资,怎么融资,怎么出产品,怎么让产业成型,一个都不能缺;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不能少。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关键,不能指望科学创新在整个国家都遍布,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过去说这怎么得了?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很多想法讲一句也可以,讲完也就罢了;但如果一句接着一句讲,想法就可能变成行动。

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谁也说不清这个氛围是什么。这次到美国的团员都说自己是被动去的,那谁是主动的呢?是碰出来的主动,这就是生产力。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鸡和蛋”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厉害的牛人,没有斯坦福那么多厉害的教授,没有那么多全世界最厉害的学生,怎么办?

单个元素的品质和整个场的浓度、密度到底什么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同样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的生活天天是游学团这种密度,你会怎么样?很有可能是体力、智力、能力、热情都会上好几个数量级。

要有高质量的分子,形成一个场。我参观过钢铁厂。那里矿石要高品质的,炉子要够热,看一个人就看他进没进过炉子:没在炉子里练过,很多品质都不够,很多杂质不去掉,质量就高不了。所以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是高品位、高质量的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那么穷,局势那么糟糕,出了多少人?为什么?所以这个氛围、场的浓度,各位要高度关注。小时候我们说“孟母三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地方,不行就离开。

今天,经常有人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说来说去,我倒是问:你为什么不走啊?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去?把一个地方改到对,并不容易,但很多国人不会选择孟母三迁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选职位和行当,就是不会选哪一个场。有些地方就是不能呆。你要到对的地方去。你进去以后把杂质去掉,很快就上去了。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去一个对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成呢?哪里有希望呢?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地方,土地不会值钱,房地产不会值钱;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土地和房地产值钱,这是斗出来的。要看有什么人不依不饶地斗,增加浓度。这不是预测出来的,是行动出来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底能做一些什么行动?变革、解决问题、又敢想,又能够踏实做,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个人力量是非常有限,大家共同努力!

按:本文为周其仁教授在“见识改变行动:2016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上演讲内容的整理,张彤、薛兆丰整理,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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