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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中国经济

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一、外需收缩,反全球化潮流抬头
 
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看,在2007、2008 年达到峰值,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大势是下行。如果拿2007 年增速最高峰跟2015、2016 年相比,中国这么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7%,已经减速一半还多。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动。
 
经济总会有波动。但是高位下行,还是一个很大挑战。在座各位如果滑过雪,就知道高位下行要面对巨大的惯性,突然减速,企业、市场、地方等方方面面的预期都需要急速调整,搞不好失速就失控。
 
那么,高位下行的态势究竟是怎么来的?美国2007 爆发金融危机,而2007 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顶点。次年,2008 年中国增长率降到9.8%,但还是达到1979—2008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2009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 年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4 年IMF 以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但是,看来还是挡不住中国增长率的大幅下跌。开始以为还可以用点什么办法把经济托一托,甚至可以重新把增速拉回去。但最后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胜出的中国经济,终究还是没有可能偏离全球经济的基本走势。
 
首先要讨论,为什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6%—7%这种速度的增长?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中国自己,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在开放中实现的,是全球化大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经济讲起来很复杂,一个办法就是先把它还原到一个非常简化的场景。假定存在两个经济体,一个比较富有,一个比较贫穷。所谓富有就是资本比较充裕,人均收入高。贫穷呢?那就是资本很少,但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
 
如果这两种经济体,被一道墙分隔开来,各过各的日子,有什么结果?那一定是穷的没资本,也因此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所以经济增长慢。富有的国家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所以这两个经济体在分隔的情况下,差距会持续拉大。
 
如果把这两个经济体打通,会发生什么?譬如讲富有的经济体有10 万元资本,300 个工人,人均产出100 元;贫穷经济体只有10 元资本,但有3000 个工人,人均产出1 元。现在问,两者打通以后,上述这些参数会发生什么变化?
 
打通以后,这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 万零10 块钱,工人总量就变成3300 人。于是,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其实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有哪些变化呢?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富国资本,原来是10 万对300 人,现在加了10块钱,却同时又增加了3000 工人,总共有3300 人来抢这10万零10 元的资本。很明显,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这时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金融极其耀眼,道理就是全球资本变的相对更稀缺。
 
第二,富国由于长期积累,有科学技术和大量专利,这些东西的稀缺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原来只有300 工人来利用,现在3300 人都希望用较高技术来武装。
 
第三,富国经济原来的300 工人,现在要参加全球3300工人之间的竞争,因为全球化导致参与竞争的工人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富国的蓝领和下层白领压力最大,因为他们直接面临大量廉价劳力(人均收入1 块钱!)的竞争冲击。然后,随着穷国劳动者学习能力的提高,富国国内更多劳动者面临较大竞争压力。
 
第四,富国国内收入分化加剧。战后发达国家长期趋于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重新趋于金字塔型。顶端是华尔街和硅谷科技精英,在全球化中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在人口底部,受开放穷国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多蓝领、白领人口面临收入下调的巨大压力。
 
这部分“沉默的多数”,也从全球化中得到过某种好处。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产品大量输美,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他们的实际收入。问题是他们遭受的竞争压力更大。何况收入总是相对收入,相比华尔街和硅谷精英在全球化中挣了大钱,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低端白领阶层不能不感到有巨大的失落感。
 
第五,穷国数目庞大的劳动力,在开放后有机会和来自发达国的技术、资本相结合。技术和资本都不是简单搬得来的,需要学习曲线提升。只要能够提升学习曲线,穷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就得以发挥,收入水平随生产率提高而快速提高。
 
第六,穷国国内的收入差距也拉大,因为获得外来技术、资本的条件有别,更因为学习曲线提升的程度有别。
 
整体看,打通穷国富国之间的壁垒,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因为全球化而加快增长。其中,学习曲线上升较快的穷国,平均收入上升得速度比富国更快。富国内部收入分化,其全球化得益部门越来越富,但受损部门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有所降低。此外,穷国的国内收入分化也抬头。
 
这幅世界版图,逻辑简单,但结果有点复杂。前两年一个法国人叫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21 世纪资本论》,关注的是全球化导致发达国收入差别两极分化严重。他举证说,美国和西欧主要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二战结束后显著下降,但从1980 年代开始,特别是90 年代以后,发达国的基尼系数重新掉头向上,回到历史高点。皮凯蒂认为发达国的资本所得太高,劳动所得过低,类似19 世纪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代背景,即产业革命导致英国劳资矛盾加剧,出路只能是抑制资本(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否则就是社会革命。
 
我看过作者履历,他一直在法国教书,仅有两三年时间到波士顿做访问学者,再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尤其没有来过中国和印度。他是就发达国谈发达国,以为发达国就是世界经济的全部。但实际上,当今时代无论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中。从全球格局看,收入分配状况是在改善——发达国的平均收入增长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在靠近。皮凯蒂在他的书里列出了这张趋势图,但他自己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理解。
 
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邓小平提出“翻两番”的时侯是1980 年,那时中国人均GDP 只有200 美元。开放后,现在我们的人均GDP 是七、八千美元。美国80 年代初人均GDP 是1 万几千美元,现在也不过5 万美元。以中美为例,“全球”收入分配平均说来当然有了极大改善。这是为什么全球化值得坚持的原因。
 
问题是单看发达国家,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也不来看看中国农民、农民工开始能挣多少钱,现在能挣多少钱,他只看到发达国普通老百姓收入,相对于他们本国资本、科技精英的收入,占比降低。
 
这也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经济板块都能够同等收益。总是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也总有社会矛盾。中国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也是一个多年要解决、但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国内收入差中,靠近技术、靠近资本,或者学习曲线提升快的,收入增长快,反之则低。另外,由于转型远未到位,凭权力腐败寻租,也是一部分人收入畸高的来源。
 
所以全球看,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看整体,全球化还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生产力,也提高了全球国家间收入水平趋同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尽管蕴含其中的经济逻辑很简单。
 
二、中国经济与开放息息相关
 
现在我们来讨论中国经济。在认知方法上,要避免皮凯蒂那类认识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经济是走向开放的经济,与全球化息息相关,所以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孤立地分析中国经济。
 
譬如为什么中国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归根到底还是发挥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理论,之前人们习惯的是绝对优势理论。那是说,只要甲国生产某物比乙国更具优势,那乙国就不要再生产了。李嘉图说不一定,即便乙国生产什么都不如甲国,但也不意味乙国什么也不生产才是上策。在乙国样样落后的产业里,总有相对生产率比较高的,如果乙国集中生产自己还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然后与甲国交换——后者也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甲乙两国的总产出就将更大。
 
比较优势理论首先要“比较”,其前提就是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所以这个理论从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大概都比较拥护自由贸易理论,因为在学理上,开放的自由贸易导致更优经济增长。
 
不过世事日新,理论也随之变化。到2003-2004 年的时候,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开始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某种怀疑。在一篇论文里,他提出一个动态比较优势的问题。比如美国原来造飞机有比较优势,中国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袜子有比较优势。按照李嘉图,美国造飞机、中国造袜子,然后中美自由贸易,当然对两国经济最优。对此,萨米尔逊并无异议。
 
问题是,中国不会老满足于生产袜子。一个经济一直生产某种产品,无论成本还是收益,在边际上必有变化。
 
我们这里有一个流行口号,“产业升级”。就是不能满足于老生产毛利率很低的袜子,虽然早年是正确之举,但由于成本回变化,老造同样的袜子就利润为零。能不能制造一些别的呢?要产业升级。由于高速增长,我们这里还要求“加快升级”。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升级够厉害的。自行车做着做着就开始造摩托车,从零部件组装到整车,然后就琢磨造汽车,接着就要造飞机。为什么不想呢?中国也有条件,市场大,“以市场换技术”。买人家那么多飞机,谈判总有点筹码吧?买一批飞机,加一个条件,比如说飞机尾翼由中国来生产,可以不可以?可以。那再买一批,飞机翅膀放在中国生产,来不来?况且,中国人还会引进式地创新,在仿造中组合式创新、应用式创新。三来两去,中国开始自主制造商用飞机。
 
但是,美国怎么办?萨缪尔森就问了这么个问题。原来中国造自行车,现在升级造飞机。那原来靠造飞机与中国交换的美国,以后造什么?当然美国产业也可以升级,问题是两国的升级速度可能不一致。中国还是享有后发优势,造了自行车,看看走在前面的,那就再造飞机。美国再造什么?需要开创性、独创性的探索,没有先行者可参考。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全球供应链,不管谁原创了什么,量产时不能不遵循各国在开放下的比较优势。还说苹果,那当然是乔布斯首创,但要供应全球,似乎还是放在中国生产更优。萨缪尔逊的判断是,如果一方(美国)的比较优势升级持续慢于另一方(中国、印度),那就可能受到“永久的
损伤”。
 
逼来逼去,不一定是李嘉图得出的那个乐观结论。经济上找不到合作解,贸易摩擦、贸易战甚至国际政治军事紧张都可能会跟着来。反正不管怎么着,长期贸易失衡难以为继。对中国来说,就是要看到,过去以高额顺差来维系我们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过去的经济总量小,有点贸易顺差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但当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保持过高顺差,就一定引发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其实,事情早有端倪。2008 年的金融危机,谁能想到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会在美国华尔街率先爆出问题?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累计顺差创造的美元储备,不能放在中国,还得投到美国去。投什么呢?很大一块买他的国债。美国政府并没有财政盈余,打了伊拉克战争以后一直是赤字,但是全球化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石油国,都赚到了大量美元去买美国国债。于是美国政府“不差钱”,慷慨地给低收入家庭提供房贷,甚至连首付也不用。但这些家庭实在没能力保住低息贷来的房子,最后房子还银行,而银行贷款已打包成为复杂的金融产品中,金融危机这把火就这么烧起来了。
 
所以全球化不可能只有正面收益,它带来的挑战会在想不到的地方发起冲击。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外需下降,到我们这里就是出口从原来每年20%-30%的高增长,跌为负20%的下降。这个冲击波一来,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高位下行的挑战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外需收缩。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出口驱动,高度依赖外需,那外需收缩,中国当然首当其冲。
 
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成本优势的变化。原来我们高歌猛进参与全球竞争,就是靠比较成本优势。开头我讲的简化模型,穷国人均产出不过1 块,富国是100 块,其实收入转回来就是生产成本——穷国人工比富国便宜99%。当然要是富国能生产的产品穷国完全不会做,那劳力再便宜也没戏。只要穷国也能做一些富国在做的产品,那前者在世界市场上就有很强的竞争力。这说明,穷国不开放,那就白穷多少年。开放才发现穷也是竞争力。无非穷就是工资低,而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一个产品,成本低售价格就要的低,全世界哪有不喜欢物美价廉的买家?这讲破了没什么奥秘,比较优势即比较成本优势,前提是开放可以互相比较。
 
问题是,成本会变化。不开放时穷国人均1 块,高速增长多少年,那就不可能还是1 块了啊。所有劳动成本、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都随高速增长而高速变化。
 
中国的经验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还要数体制成本的变化。什么是体制成本?就是在生产以外、经济体系运行所要花费的成本。原创这个概念的,是当年很年轻的科斯,他在1937 年就说,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转手才最后进入消费,这转手过程并不免费,而要花费一个由他定义的“交易成本”。因为这个发现,1991 年科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跟进的认识,就是即便在禁止市场交易的地方,体制运行还是要花费成本。国内上世纪40 年代,有一位张培刚先生,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如果沿海被占领,内地城市的粮食供应怎么办?当时中国沿海很多地方吃泰国大米,其实江西、湖南农民非常穷,粮食的生产成本极低,为什么宁波、杭州、上海不吃湖南米呢?张培刚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跟科斯的发现一样,那就是江西、湖南尽管米的生产价格很低,但在运输过程中,地方割据重重乱收费,米价就被抬高了。他当时定义了一个“纯商业费用”,认为只要改善商业组织就能节约纯商业费用。
 
这个认识对分析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很有帮助。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严格推敲并不是仅仅因为穷所以人工成本很低。没开放前,我们的劳力成本高吗?更低。但那时候并没有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所以,并不能说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需要变成产品,而要素要变成产品需要经过组织,需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是把原来穷的封闭性变成开放性,并发动体制革新。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我到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总听到那么一句话,“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小平还说过,“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主要是当时体制不合适,又长久不让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不搞包产到户解决粮食问题,后来珠三角打工的那么多劳动力怎么来?粮食不够吃,又没有外汇进口粮食,不可能搞工业、搞城市。
 
中国是一轮改革解放一波生产力。农村劳力解放出来,又成为问题:怎么就业?国有企业哪里能招几亿农民啊?结果就逼出了一个民营经济。两条腿一起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始大家看不起民营,以为除了当补充,不可能有大戏。过去工业都是国家工业,靠苏联专家、中国部委指导才搞起来的,门槛很高。后来发现,民间包括农民,学习曲线也很了得。在开放的情况下,体制又对头,有个时间过程就把中国制造搞起来了。
 
制造产能形成了,市场在哪里?光国内市场还是不足,因为人均购买力还是低。从80 年代沿海开放战略到2002 年加入世贸,中国终于打开全球市场大门。开始觉得出口重要,但又怕中国企业自己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后来发现,在充分竞争下,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打进全球市场,因为竞争才激发中国生产者、企业家的潜能,才知道全球市场究竟有多厚多深。
 
中国是一步步改革,一步步释放竞争优势。如果离开了改革开放,生产成本再低也不能形成竞争力。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改革开放,把原本奇高无比的体制成本曲线,大幅度地降低了。
 
过去很多发展经济事就是不能干啊。当年,广东一个叫陈志雄的,发现广州人要吃新鲜鱼但市场没供应,他就包了个鱼塘,雇了几十人养鱼。那还引发一场大争论,从广东吵到北京,因为在过去观念中,雇工7 个以上就是资本家,他陈志雄都雇了二十几人了,还不是“走资本主义”?好在最后广东的省委书记,还有中央一批领导人不同意这样给人带帽子,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一条思想路线,实践检验真理。这分明是把体制成本降了下来,才释放生产力的。体制成本下降,原来低廉的要素成本,就容易结合成一个个产品,再加上学习曲线的提升,一起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我讲了好几年“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经济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经济组成的低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原来互不连通,各过各的日子。一旦开放打通,资本技术就从高海平面往低海平面落。然后呢,低海平面的廉价要素通过体制改革有效得到组织,大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这就是中国故事。
 
四、抓住比较成本优势这个要害
 
新问题是什么?新问题是成本线永远在变动。经济学上成本曲线总是先降后升,到一个最低点以后又升上去了。所以,成本曲线重新上升是任何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和国民经济,终究要面对的一个力量。就像个体生命最后要死,物理结构最后会要解体一个道理。
 
具体看看中国经济的成本是怎么降下来又涨上去的。早年放权,“放水养鱼”先让经济活起来,这个中国的确做到了。但是,渐渐地,体制运行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向上而升。现在很多人讲中国成本优势消失,都先讲劳动力、工资变高了。有这个问题。但我查了1995—2012 年中国经济最高速增长这段时期的统计,发现期间我国名义GDP 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增长8.8 倍,但税收增长16.7 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增长18.8 倍,社保缴纳金增长28.7 倍,而土地出让金则涨了64 倍。这几项都是法定成本,也就是带有执行强制力的成本。当然,经济发展起来税收就会增长。但中国还没有做到税收法定,不少税收项目是行政部门直接决定,也不经过人大审核,容易收过头。
 
还有,早年开放、搞活,把原来不当的观念、不当的政策、不当的制度,根据实践检验逐步解开。不过,渐渐又加上一些不当管制。譬如这届政府推简政放权,取消多少项行政审批,仔细看就知道大部分不是计划时代留下来的,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加进去的。高速增长时,左加右加似乎没关系,但遇到经济下行,那些不当管制还没撤销,要办事还得照那些框框来,经济运行得摩擦系数就偏高了。这个事情并不是哪个人故意作难,而是体制性问题。弄来弄去弄成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局面。现在倒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细细小小的绳索可不少,这个不行、那个要批,加到一起的摩擦系数就大了。
 
创新也面临体制成本。因为“新”,总带来观念上的不理解,还有就是原先在位的经济利益,所以有摩擦。比如网约车从兴起到合法化一波三折。我查过出租车的历史, 1907年在纽约诞生,原先的出租马车通行“砍价”,有个挨宰的乘客气不过,发明“TAXI”,就是“计程付费”,明码标价,受市场欢迎后把砍价模式给淘汰了。
 
但一百多年的发展,也让出租车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由法律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行政管价又管量的僵化模式。这些年大都市乘客对出租车服务的批评很多,打车难。网约车把传统出租车模式冲了一冲,提供了一个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改善出行难的机会。问题是天天喊创新,创新真来了,又怕现存秩序改动太大,“影响稳定“。
 
再看城市化。老外只要几年不来,一来看中国城市都很吃惊。但是吃惊当中问题也不少,比较普遍的一个是人口、资源都在流动,人往哪去有选择,但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却高度画地为牢,谁管这个县就希望这个县成为“中心”。问题是行政级别够,人家也不一定选到你这块地方来。所以是两张皮。城市建设要说好确实很好,但是浪费也惊人,修了多少没人去的基础设施和楼房,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又有多少的排放,最后又回到大人小孩的肺部。整体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动一动,改一改呢?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就好好投,中心城市的投资其实还很不足。但人们不愿意待的地方,就还田、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行政等级一样的地方,城市化前景大不相同,要顺着这个逻辑来配置资源,不能按行政等级配置。
 
总之,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降而复升。
 
与此同时,全球的格局也在变化。中国开放取得经验,也影响他国。无非通过开放把穷变成竞争力,为此改国内体制。这件事,中国可以做,印度、越南也可以做,东南亚国家都可以做,非洲也可以。
 
所以现在“两个海平面”就变成了一个“三明治”,把中国夹在了中间:成本不是最低的,但同时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竞争产品。其实,全球竞争如斯隆当年所说,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没错, 30 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成就,但从全球格局看,现在中国经济被夹在中间,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比当年中国还强。上面呢?还有一个天花板,美国、欧洲、日本,增速很低,但还是不断推出独到的产品。
 
这就是说,从全球大势看中国经济会发生一个阶段性变化。现在虚火很旺,炒炒这个炒炒那个,钱来得快,其实腐蚀企业家精神,无法动员更多的力量盯住产品与服务。怪不得哪个人,因为数钱数下来差别太大,炒一个房比经营实体经济多少年的收益还高。这是在外需收缩之下,第二个把中国往下拉的力量。
 
第三就是动态的比较成本,特别是其中的体制成本。减这个成本,光靠民间不行,因为是法定负担,谁减了还不是违法啊?这件事还是要靠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深化改革,否则体制成本很难降。类是减税、降社保缴付、改土地制度这件件事,涉及面广,牵一发动全身的,没有成体系的改革是拿不下来的。
 
最近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说中国企业税率高,讲的是对的。我去年秋季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过一家台州制造业公司开在美国的工厂,问下来能源比我们这里便宜,土地便宜,社保负担不高,税负也有招商优惠,人工绝对水平比这里高,但生产率也高。比较下来,主销美国的产品,在那里生产满合算的。
 
所有竞争第一招就是控制成本。企业要想站住脚,有独家杀手锏最好,但也得管住成本。至于竞争性强的产品,在“红海”里生存就靠成本控制。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绝不是一桩小事。降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共同努力,争取把比较成本优势尽可能延长一点,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独到性优势。
 
五、靠改革创新突出重围
 
在2017 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通过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震荡低,但渐进改革的难处是坚持渐进不容易。经验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卷土重来急速上升,国民经济会被拖累。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改革真的一项一项地往顶上落,现在难度是什么?我列了三条:
 
第一,过去都是危机推动改革,过不下去了,不得不改,饭都吃不上了,包产到户搞不搞?邓小平就说,别争论,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对外开放搞不搞?很多劳力逃去香港打工,习仲勋就提出能不能让香港资本到境内设厂,所有就有了特区。早期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今天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成就世界瞩目,即便下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经济体的中高速增长。这让人好像看不出有多大危险。所以,现在对改革少有切肤之痛,形成共识难度不小。
 
第二,过去靠开放促改革,但现在很多发达经济采取的政策很糟糕。传回国内,不少人说他们都这样干,我们改什么改?讨论网约车的时候,有人说法国禁止、美国哪个城市禁止,为什么我们不禁止!问题是,总要择善而从吧。现在开放似乎也推不动改革。为此需要新的学习逻辑,我们真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选择哪些该改,改到什么程度。
 
第三,改革会引起利益的相对变化,有人受益,就会有人受损。现在算改革的受益受损,跟八十年代很不同。那时基本是增量改革,本来大家都吃不上饭,包产到户打了粮食多数人满意,顶多生产队长有点不高兴,过去他敲个钟发个号令很威风,包产到户后大家都不听他的了。但这点既得利益很小,因为生产队长也赶快种自家的地去了。但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触动的利益存量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改到了深水区,难度大,不仅仅是目标看不清楚,而是在深水区使不上劲。到了深水区,一拳出去打不出多大力量,远看姿势不错,可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
 
改革深入后,是非黑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真正要解决问题,寻找新的平衡点成为很大挑战。我去年秋季在纽约访问,正好赶上纽约城市规划立法100 年,期间管制的变革,留下不少启示,也许对处理复杂利益平衡问题有帮助。
 
纽约1916 年通过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案,从内容看,主要是“分区限高”。背景是从农业社会里来的土地权利,到了城市发展时不再适合。传统地权,下到地心上到天空都是所有者的。但城市是个密集社会,建筑高了会挡着别人。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快车道,公司赚了钱一定比着盖摩天大楼。1915 年在下曼哈顿起了一座公平大厦,盖到39层,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楼,且体量巨大,其阴影足以笼罩7英亩街区,邻居和行人就不见天日了。受损方叫喊,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盖楼有高度限制,超过了要“回缩(setback)”,就是大楼顶部向里收缩,便于阳光、空气下泻到街道上来。这个法案通过后,纽约出现一批知名大厦,如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等,无一例外都冒个尖顶。
 
但新问题接踵而至。因为曼哈顿实在太吸引人,人口、资源和项目继续向这个本来不大的半岛集聚,1916 法案限定的大厦高度就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另外,建筑技术在进步,钢材、电梯、通风、玻璃等等其实允许盖更高的大厦,但此时过去的法规称为障碍。
 
到了50 年代中,终于开始破局。地处公园大道中城区,要盖一个希格玛大厦,设计师时德国战后著名建筑学派的大设计师密斯先生。他的理念是建筑功能主义,方方正正的才是一回事,绝不接受setback。可是高楼不内缩又违法,形成一个僵局。最后请来了菲丽丝·兰伯特,她不是建筑师,却在互不退让的密斯先生与纽约市政厅之间,找到了双方达成妥协的办法,那就是希格玛大厦不再顶部回缩,但从底部就在业主购得的土地上,让出很大一块做小广场,对市民完全开放,换来希格玛大厦可以盖得又高又方方正正!
 
这个经验启发了纽约市政当局,于1961 年修订纽约城规法,正式引入“激励性管制”新理念。从此开发商可以公开与市政府“讲数”——让出多少地面空间给纽约公众,就可以换取增加多少摩天楼得容积率。再后来,“容积率转移”、“空中权交易”等等内涵市场逻辑的做法,都容入“有弹性管制”的框架,纽约不丹进一步长高,且建筑形态更为多样,也更兼顾个性与公众利益的平衡。
 
这对我们的改革也富裕启迪意义。政府完全不管,市场里彼此对立的利益可能打起来。可是管制一旦加上,也可能变得僵化。我们这里常常讨论政府与市场,似乎讲政府就讲不了市场机制,反过来也一样。但纽约的城规改革却从通常以为“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契合点。
 
这就引出今天要讲的第二个突围方向,即通过创新来突破僵局。过去经济学就有这方面的分析传统,熊彼特讲要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的经济增长,唯有靠创新,或引进新产品,或改变品质,或使用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或创立新经济组织。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要补充一点,创新重要、伟大,但创新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否则哪来这么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生意”、病危企业乃至停滞的经济?
 
创新要讲条件。其实这里有一个创新发生学的问题:创新最初总是一个“想法(idea)”,但什么条件下这个想法会变得强有力、会被打磨,会变成行为,成为一项发明,进而整合成一个产品,成气候为一个产业,那就值得好好研究。下面介绍一些我看到的经验。
 
前年去了以色列,很受刺激。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仅1.2 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约2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 万。自然资源条件极差,说是“流淌着奶和蜂蜜的地方”,实际上一半国土是沙漠,1/3 的国土面积降雨量每年只有50 毫米,根本不适合居住。但这个国家靠人力资本,靠科技创新。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每一颗植物,都利用了滴灌技术。那是以色列人发明的技术,结果就成了“欧洲菜果厨房”,出口蔬菜、瓜果,还出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以色列农业养活的人口,建国以来翻了上百倍,靠的就是创新。它拥有7000 家初创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这些公司密集分布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美国硅谷很多神乎其神的产品,最关键的技术有很多是在这里开发的。硅谷每家大公司都在特拉维夫设研发中心。以色列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也难以大规模制造产品出口,所以就发展高精尖技术。他们的高科技部门贡献了以色列出口的50%、就业的10%,2014 年以色列人均产出3.5 万美元。这么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实在是让人惊叹。
 
以色列的科学技术又靠什么?靠重视教育。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直重视教育啊。但他们重教育的重点不同。犹太圣经里写着他们“是上帝找来跟上帝角力的人”,就是来和上帝较劲的,而不是光磕头、崇拜上帝的。犹太人孩子5 岁就要学《旧约》和《塔木德》,但他们不是靠背诵圣贤之言就了事,他们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互相讨论、辩驳,鼓励打问号。犹太母亲看孩子放学回家,不会问“考的好不好”,但会问“今天在学校你问了问题吗?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了吗?”这是他们生产力的源泉。
 
阿龙·切哈诺沃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国内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他给了一次演讲,让我们很受教。他说小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讲,“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你要永远逆水走。”顺水走好走,逆水走难走,他是一辈子逆着来的,哪个事干顺了就不干了,再找挑战难度最大的干。他当了美国的终身教授后又回到以色列,最后在以色列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塔木德里有句话,“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也是挺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难的事情别人不敢碰,竞争反倒没那么激烈,反而容易把事情做成。
 
去年6 月份,我们几位老师和校友,一起去美国看硅谷和波士顿。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大学的科学发现是核心,但他们形成一套允许把大学所有的发明专利授权给私人、包括教授和他的团队来利用,付一个专利费就可以去创业。于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科学与产业的经脉就打通了。无论是硅谷还是波士顿,地图上看围绕大学的都是密密麻麻几万家初创企业。我们这里的大学跟科创也有关系,主要提供毕业生,然后企业遇到技术问题找上门合作,加上政府部门的委托。但是大学研发与产业市场的连接方式还隔阂重重,没有那么紧紧地咬到一起。
 
美国面向大市场,这一条中国也一样。不过美国人想问题百无禁忌。这一点他们优势明显。我们去洛杉矶东一百来公里的一个沙漠小镇,看到几十个工程师、经理在那里坚持了11 年,就为造出一个发动机,可以用于来回火星的飞船。且不论科学技术水平,有这种想法就让我们受冲击,人家就不认为,飞船、空间这类技术,天然就是国家的事。那么几十人,找到风险资本,就在沙漠中来回做这件事。真是百无禁忌想,同时又脚踏实地干,把两者融为一炉。
 
还有一个超高铁的例子。磁悬浮是让火车悬起来减少摩擦受阻,但空气的阻力还在。超高铁的想法更进一步,造一个大筒把里面空气抽掉,让列车在桶内真空环境里穿行。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敢想敢干打动人,考风险筹资几千万就启动,一搞也是好几年,没有人认为那是国家才可以考虑的事情。
 
我们还看了一个给盲人设计的“电子冰棍”,帮助盲人“看见”世界。其实,盲人看不见世界只是眼睛这条信息通道出了问题,不能把感知的图像信息传到大脑,在那里成像。盲人只是眼睛坏了,但脑子成像功能还在,只要另外找一个通道把图像输入大脑,盲人就可以复明。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这家公司研究了十多年,现在第二代产品已上市。他们找到舌下的传输通道,所以设计出这么个“电子冰棍”,前面连上摄像机,信号从舌下传入大脑,就这样让盲人“看世界”。
 
考察路上带了一本书读,《技术的性质》。里面讲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来解决问题”。这就把作为科学发现结果的“原理”,“针对现有目的”即真实世界里的真是需求,以及能运用原理的办法即技术,浑然一体打成了一片。
 
现在不光是硅谷和波士顿,还冒出一批小的所谓“脑带(brainbel)”,也就是与“锈带”对应的靠脑力发展的科创产业带或产业群。比如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二十几年前我到过那里,城市最大雇主是政府,其次就是大学,没有其他产业。但现在,5.5 万所科创公司围绕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与硅谷围绕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形态一样。这里还得了一个“硅山”的美名。追索来历,上世纪60 年代一位俄罗斯移民的后代叫乔治·考兹麦特斯基(George Kozmetsky),读书毕业在刚刚起步的硅谷创业,成功后卖掉自己的企业,根据切身经验认为把基础科研与市场产业打通是关键之举。他创办ICC,专门研究如何把科学、技术、产业、市场间的壁垒打通。
 
这些与中国的经验也一致。比如创新是一种高度集聚的现象,人才集聚,头脑碰撞,想法激荡,大家抱团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再加上金融、法律配套。我们虽然喊创新国家的口号,但仔细观察,创新并不会普遍发生。目前看,北边一个大中关村,南边就是深圳。
 
这次来深圳访问了一批公司,有点感悟,上周在腾迅研究院与他们交流,题目就是创新上下行。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产业,算下行;反过来从产业产品去找技术、探原理,算上行。创新总是上下行结合。深圳当年的出发点是主打上行,象大族激光高总说的,逆向创新。他本人既不是发明激光原理的科学家,开始也不拥有激光专利,他是从激光的市场应用入手,市场打开了,再倒上去升级技术,去找大学、研究所、科学家和院士的支持,成就了一个产业。绝大多数深圳公司走的这条路线,包括华为、腾迅都在内,只不过上行创新的主动性、自觉性在不同公司之间不一样,优秀公司上行冲动强烈,坚持走难走之路,累积下来,就成为科创强者。强了以后,有能力和实力再从原理向下行,像象华为,很早对算法这样的基础研究下本钱,也积累大量应用专利,最后再持久的市场竞争力上见分晓。
 
这次来深圳还看到几家公司,从原理向下行。先有科学发现,再开发技术、作出产品。华大基因是先有论文的,柔宇科技、华讯方舟、光启理工也都市先有论文,大疆无人机的王滔也是先在毕业论文里写下“想法”,才做成产业的。这条下行路线,与硅谷、波士顿的创新类别很一致,风险大、但前景极其广阔,因为人类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就是发现与探索。
 
现在看,上下行要打通,大国创新才真正在世界舞台有立足之地。过去上行主打,受出发时初始条件的限制,也被证明时正确选择。但随着经济力的积累,这么多中国人、这么多聪明头脑,在发现新原理方面,总有机会做出与中国人口规模接近的贡献。当然从原理到产品,过去积累的逆向创新经验,就值得好好总结、好好借鉴。
 
说到这里我们对创新的领悟,是这么几个关键词:一是“浓度”,就是创新极不平衡,需要创新分子凑到一起才能成事。不满现状、敢做梦、有想法,这些特质在很多地方其实不受待见,要是浓度不够,周围的人笑也会把他笑死。所以要凑到一起互相鼓舞、互相欣赏、互相激发、互相打磨。深圳成为中国创新热土来自不易,不是哪哪说打造一个就容易打造出一个来的。
 
第二是“密度”,那就是把“浓度”投影到空间里看,深圳地方不大,南山区更小,但创新企业、人才和各种服务集聚的密度足够。看来这里有道理,千万别摊得太大而稀释了浓度。第三是“高频互动”,要把科学家、大学、研究所、政府、国防需求、地方发展、初创企业、风险资本等等等等,所有资源尽可能凑到一起,形成一种利于创新的氛围。那天我访问柔宇老总,他说他在斯坦福泡了几年,硅谷最了得的就是那里的氛围,不仅仅是增加你的知识,更重要是改变、影响你的人生态度。你讲一个不论多么不成熟的想法,别人第一句回应总是“听起来很有意思”,是鼓励的意思。我也访问腾讯开放平台上一个外地来深圳搞研发的企业家,问他为什么把研发中心设在这么贵的地方,他说,在原来那个地方什么也讲不通,一个念头提出来,周围人的反应就是“不行、不行、搞不成的”。所以,氛围是无价之宝。
 
中国在高速增长后面临比较成本优势的新挑战。改革突围、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现在到处是黑天鹅,但在这个基本选项方面我到认为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很确定,非常确定,就是改革才能延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创新才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生产更高附加价值,从而在全球舞台立足。
 
在这方面深圳有很多经验,值得好好学习。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Q&A
 
提问:前段时间深圳和香港就河套地区开发签署了一个创新园区的合作协议,我想问一下您对于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创新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它将对这两个城市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其仁: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起了很大作用。国际上比较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之异同,其中一点就是中国有香港,靠近国际市场、金融、商业,转型的信息成本低。这一条写进了历史,早些年是香港公司先到大陆来投资。
 
不过香港经济也有问题。我曾经看过 MIT 一位教授回答中国同学的问题——“美国经济究竟与欧洲、日本经济有什么不同?”教授回答说,美国今天最厉害的公司在20 年前是没有人听说过,但你看看日本和欧洲厉害的公司,他们很早以前就厉害了。用这个富于启发的观点看香港,似乎也很像那位教授讲的欧洲或日本,厉害来厉害去就是那么几个,不大看见新浪推旧浪。反看深圳,今天厉害的不少是后起之秀,所以论联合搞创新,可能深圳给香港的帮助会更多一点。
 
提问:我比较关注关于创新的问题,我想重点提一个问题:从经济层面来讲,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在这里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没有科技部,美国的科技做得很好,美国也没有教育部,美国的教育搞得也不错,我们中国在创新推动过程中,政府怎么扮演好他的角色?
 
周其仁:抽象地讲,政府跟企业有什么不同?其实你看企业CEO 就是首席行政官,也是个“官”呐。从组织结构看,政府与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很相像,有个架构,需要有人发号施令做决策。只是政府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政府手里握有一个叫做“合法强制力”的东西,企业手里通常没有。绝大多数企业要在市场里说服消费者买他的产品,不能强制执行,也要靠拿业绩来说服投资者给企业投资。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合法强制力在创新当中起什么作用?”我看还是不可或缺。
 
第一,维护市场秩序。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靠企业、发明人自己保护总不行吧?保护到最后只有打架,最后得雇一个部队来保护产权。不是完全不可以,但不经济,不如请政府行使合法强制力专司此责。没有这一条,创新无从谈起。
 
第二,转变社会风气。中国目前还在转型,而经验说一个社会的风气观念等等的转变,政府不带头民间也可为,就是太费劲了。譬如改革开放、重视科学、只是人才、鼓励创新等等,如果政府带头,移风易俗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第三,政府采购尤其是国防订单,是大国创新非常重要的“买家”。美国是没科技部,但美国有非常强的国防部先进科学技术署。他们军方的订单,对硅谷、波士顿等地的发展,起过无可替代的作用。你如果读过《富足》那本书,就知道创新的四大动力——好奇心、财富、恐惧以及追求人生意义,其中为什么包括恐惧?想想原子弹怎么造出来的,当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很重要,但论文写出来,不等于就有曼哈顿计划,是情报说希特勒在研制原子弹,如果美国不佳快,二战结局可能非常不同。这就是国家恐惧的作用。这跟财富刺激的创新有所不同,市场逻辑是谁先有新玩意,谁先发达。但国防恐惧是,如果敌有我无,那旧完蛋!所以国防需求对创新的着眼点特别不一样。互联网起于战争状况下通讯体系的维护,可不是为了便于你我用微信而发明的。但是军用科技发明出来,转换一下也可以民用。我在以色列知道他们国防部研发的“铁穹”(反火箭系统),后来用于在血管里打血栓。中国下一步军民融合的创新大有文章可做,这也是广义上政府对创新的作用。
 
当然,政府是独家组织,受竞争压力比较间接,所以组织内部容易官僚化甚至发生权力腐化,在创新种发挥作用要特别注意避短。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政府要不要发补贴来支持科创,我的研究态度是从实际观察出发,究竟发了哪些补贴,效果究竟怎样?哪些补贴最后与立意一致,哪些扭曲了,甚至事与愿违?这次调查中我们也有讨论,比如对腾讯开放平台,南山区科创局也给予支持,政府资金配套给开放平台,由腾讯选合作企业,这比政府官员直接去挑扶持对象效果好。
 
提问: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一场演讲,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刚刚您提到深圳现在作为一个创新的热土,有他的独特优势,但是大家也知道深圳的高等教育相对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弱的,不要说跟北京,就跟广州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实会不会对于深圳创新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短板?
 
周其仁:问得好,从原理来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变成产品,那原理发现就是源头,大学少、研究所少就是一个薄弱之处,肯定是一个短板。不过硅谷曾经也比较落后,常春藤学校没有在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办得晚,但可以后来居上,不过那要以百年为期。
 
深圳现在引进很多大学,包括北大在深圳也有分部,同时深圳也建设自己的大学,两条腿走路,都值得探索,目标是强化深圳的科研力量。容我冒说一句,深圳要把办自己的大学作为百年大计。毕竟大学还是跟出生地有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比如就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加州校区,也没有牛津大学苏格拉分校,或者洪堡大学斯图加特学院等等,为什么没有?总有点道理。当然深圳自办大学会慢一点,但这是本钱所在,宁可把大钱投在深圳大学、南科大,然后让他们全世界去挖最好的教授来。深圳大学时间短,但也有苗头,马化腾不就毕业于深大吗?南方科技大学陈十一校长来了以后,已经有7 个院士加盟,当年斯坦福大学也是同样的经验,牌子是自己的,满世界挖人来。当然我也必须说,我们北大的海闻在这里办学有声有色,对深圳贡献不小。
 
提问(界面新闻):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玻璃大王的事情,您比较认同他的看法,但是像税制改革,这些地方官方和民间看法总是不一致的。
 
周其仁:没有不一致。税赋减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公平、普及、简化税种、合理低税,为此必须降低企业税负。当然减税总不容易,尤其这两年经济下行,不少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反而强化征税。这里有个算帐方法,如果企业都压垮了,地方政府的负担岂不更重。所以一定要在企业困难、政府也困难的时候想办法共渡难关。税收改革比较复杂,涉及到法,没有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强有力指导,很难推进,所以要放进顶层改革方案之中。
 
主持人(张思平):我补充一下,刚刚讲到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讲的“死亡税率”问题,我们国家不存在“死亡税率”,我觉得曹先生跟我们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曹先生讲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税,而是企业的制度成本带来的所有企业的负担,而我们所讲的“税”不包括其他的东西,因此这两个比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曹先生讲的是企业制度成本远远大于税,现在公认的企业的负担太重,政府的收入比例太高,老百姓没有达到共享,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识,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提问(南方周末):虽然现在全国经济下行,但是深圳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经济、财政收入一直都比较高,今年深圳总收入是7 千多亿,地方财政收入是3 千多亿。一个城市有这么高的财富收入,可能就没有穷则思变的动力,如何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维持政府和社会改革创新的动力?另外,高速增长本身会造成一定的不公平,在发展到某一定程度之后,这个社会怎么才能够在一个更公平或者是更共享的情况下继续下一步的创新?
 
提问:您刚刚谈到体制成本,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在反腐败,反腐败这个事情按照您的思路应该是降低制度成本,但是在反腐败过程中,会导制度成本增加,你怎么看?
 
周其仁: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有反映。我自己得看法,从方法论来讲很合乎逻辑,因为只要是解决问题,都会引出一连串新问题来。不解决,问题来来回回就只有一个,真要解决它,一个接着一个往外冒新问题,所以要一拍接一拍往前走。腐败必须反,这个大家意见一致吧?前几年的腐败和奢靡之风,讲到底在经济上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人们的精力都在攀权力人物、搞关系,怎么会好好做产品、搞创新?反腐肯定带来新问题,因为过去的行为准则,那种不青不白了多少年的生活方式,突然说不行了,人们当然不习惯的。别说别的,就一个吃饭的问题就好难管,吃惯了,不让吃有生理反应,影响情绪。所以要讨论下一拍怎么往前走,不能后退,官员不作为我们就再开放腐败?或八项规定改成七项、五项的?你我都不会同意。那么下一步怎么往前走,风气遏制住了,恐怕还要动结构,把不合理的工作环节简化掉,积极不积极都没关系了。不需要那么多审批,改注册备案制了,官员积极不积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上选。
 
但任何国家不能无政府,总要有最必要的行政管理部门,怎么能既有作为又清廉,是很难。但是很多事情在确定目标后要有坚持下去的信念。原来香港贪污也是一塌糊涂,六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开始也不适应,还不是不作为,而是5千警察包围廉政公署,要维护既得利益,最后港督定下小错既往不咎,大案照样处理,以后一律按新章程来。坚持下去,配合制度建设,养成习惯就容易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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