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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不宜仿官场

编者按:本文系旧文。2016年12月31日,2016正和岛新年论坛在厦门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本来没有新话要讲,但东华不放过我。新年了,可我不会讲过年话,想来想去,只好选了这个话题——“商界不宜仿官场”,希望不会扫了各位的兴。转型怎么过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
 
这个题目来自一些直接观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来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到了企业,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我的观察不算严谨,只是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商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
 
昨天晚上听说这里有个“主席团会议”,我就冒出一个问号:干嘛叫“主席团”?一个主席还不够,还来了一个团?当然正和岛还不错,各地叫岛邻机构,不那么官化,但“主席团”,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
 
还有动不动就叫“峰会”,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当然不过一个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个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官商两界?或者问,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追下去,还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里国家、政府、官场的作用。
 
简略讲,国家、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的组织。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机构、组织,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强制性地增加成本。通过这么一招,来维持国家主权、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
 
大家想,收税、发命令、管制某些行为、禁止某些行为、还有对违禁、违令、违法之辈,给予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概括起来,都可以叫“强加成本”。国家的权威、“官”之威风,就来自唯一得到此种授权。
 
经验说,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一套,授权给“官”唯一行使合法强制力,恐怕就要乱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业?商界、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会有强制力,无权强加成本给他人。商界、企业之权,是财产权之权,是权利(rights)之权,不是权力(power)之权。商界和企业靠什么发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约,靠给顾客、客户创造、增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吸引别人掏钱来买,由此赚取收入、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财富,也产生影响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现代文明就是不会把这唯一的合法强制力配置给商界和企业,一定把放在国家。当然,合法强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监督,怎么关进笼子,涉及一套现代现代法治、民主发展的大学问。不过,官商之间的这条界限总是要清清楚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场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场。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讲到底还是个仿制的赝品。讲到底,合法强制力不会、不应该、也不能配置给商界。其次,商仿官仿成了习惯,会伤害商界、企业、企业家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
 
大家看官场特征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严格讲政令统一,讲令行禁止,讲上上下下保持一致。还有,行政权力系统要把权力边界划分清楚,行政范围很确定,要“画地为牢”,讲地盘,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厦门市政府就管厦门的行政,邻市、邻县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随便去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根本不会随口去讲行政范围之外的问题,哪怕有极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条,官场讲命令、讲服从、讲纪律、讲规矩。要把不能出错放在前面,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所以官场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员个性。官员出场,连着装都要求一样。为什么?那是“制服”呐。反正要承担行使唯一合法强制力之重任,非有这么一套不可。喜欢不喜欢,没有这一套,不成。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刚才讲了企业不靠强制力,无权给别人强加成本。企业要靠在市场创造价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创造了价值,要别人说、别人认,要顾客说、客户认,不能自说自话。企业没强制力这把“刀”,就无权说我做这门生意,别人一律不准碰,独家生意、强买强卖,不好也只能说好。
 
企业家领导企业,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场,所以非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否则难以在竞争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说法,谁承担创新职能,谁就是企业家。这里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市场竞争是企业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讲来讲去,还是企业家手中没有强制力,产品要不好,人家不买帐,那叫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你的产品还不错,但冒出来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不断改善产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开发新品,不断取悦消费者、顾客、客户。
 
所以创新重要。何谓创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为厦门消费者服务,不限于考虑赚厦门市场的钱。任何企业、企业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这跟行政思维鲜明不同。从这一点看,官商极其不同。
 
我们在座各位都读过不少优秀企业家的故事。最近一条新闻,是带动全球电动车潮流的特斯拉老总马斯克,所领导的另一间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点将自主研制的火箭“猎鹰9号”发射升空,向着“可回收太空火箭”又迈进了一步。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岁那年带着从网路公司赚得的1.8亿美元创业,公司定位居然是“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探索“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移民”的商业化途径。有可能问,他算老几啊,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怎么去想人类问题?不过这正是企业家精神,跟官员思维大不一样,无远弗届、百无禁忌。做企业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某种需要的商业化满足。
 
中国也有这号企业家。马云起家的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话他是谁啊?当年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又不是商务部部长,凭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个主意”,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商业行为的基础。没有好的商业主意,或只有同类主意,不能花样百出、出奇制胜,就影响商界活力,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生存。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高位下行、转型困境、去库存压力山大、产能严重过剩,当然这些成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追根溯源,从商界思维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们商家喜仿官场,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适合商界的思维方式、信息传递模式等等过多移植进来有点关系?否则,各位怎么解释一头是严重的库存、产能过剩,同时另一头发生如此夸张的中国消费者的“暴买”?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用国家强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场直接搞经济,直接配置资源,虽然对很多后起之秀难以避免,甚至一时可以风光无限,但假以时日,会不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搞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后来国家工业化又搞清一色国有企业,有得也有失,不过终究发现,还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国际地位。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讲到底就是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不能再用错了地方。在这样的经验背景里,让我们的思考再进一步,争取官场与商界之间不同的组织特征、思维模式、信息传递方式鲜明有别,振奋企业家精神,过好转型这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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