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前段时间我（潘江雪）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一起去了云南弥渡县，参与了当地第一间梦想中心培训，走访了山里的贫困家庭。

 

看点：

 

目前中国已经达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上不起学”已成为历史，但种种问题也逐渐浮现：应试教育千篇一律，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距。周其仁教授从经济角度谈了他对于教育及知识的看法：

 

-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支持偏乡经济持续增长，对教育的投入是最佳选择；

-   针对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中，鼓励孩子“去远方”、打开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   知识进步需要合作及多元化的思维碰撞，以提升人才的敏锐程度；

-   知识创造是精英的工作，但知识运用和欣赏必须普及大众。

 

精准扶贫与偏乡教育

 

要精准扶贫、要经济持续增长，教育是最好的的投入

 

潘江雪：您走过这么多地方，看到中国乡村教育过程中大量的留守儿童，现在国家提出要精准扶贫，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据您的观察，哪些原则、做法是在精准扶贫中特别需要注意的。

 

周其仁：贫困这个词的领域非常广，概括了一个社会，一群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各种问题。到从哪里抓手好一点，这里有一个认识过程。早年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投入和产出，投入的基础无非就是国土面积，但是土地的增加是有限的，那剩下非常重要的就是增加资本、增加技术。

 

二战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显示出另一种倾向，就是很多国家并没有很多资源，但是发展的结果却很好，关键因素就在于投入组合的效率，而这里最关键的是人的素质，即便有很多机器、贷款，有很多钱，但如果人的综合素质达不到要求，最后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好。比如当时的拉丁美洲获得了很多的外援，其自然资源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充沛的，但它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惨败的西德很快就崛起了，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都不是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地方，以色列的自然资源条件就更差了，位于沙漠地带，降雨量非常少，可是发展得很好，原因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科教兴国，因为人力资本决定了其他资源的投入的利用效率，人的知识、态度、技能、水平、学习能力非常关键。这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也可以证明，80年代以前还没有义务教育这一说，孩子很早就去工作赚钱以减轻家庭的收入负担，但后来国家慢慢认识到这是一种短见，必须要让孩子受到足够的教育，如果家庭困难付不起学费，国家和社会有这个义务安排孩子获得学习条件，长远来看，这对经济增长的支持非常持久。所以，要扶贫、要经济增长，教育的投入产出是效果比较好的，可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城乡差距很大，但农村孩子的潜力并不差

 

潘江雪：在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方面，国家其实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也有很多企业定点做整个县的精准扶贫，那么您觉得投入教育中的哪些东西，相对来说投入产出比是比较高的？

 

周其仁：首先普遍能上的起学，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普遍都能上学了，家庭和国家供给的资源都放下去了，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国际比较。比如我们的留学生跟同样的美国学生比较，美国孩子的成绩、尤其是基础训练不见得比我们好，可是到自主选择研究方向、选择研究题目，很多美国学生出乎意料的强，很有想法、很有主见，知道往哪方面走。而我们很多学生手中是十八般兵器，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希望别人告诉他怎么做，追随别人的指示来行动。如果这种特点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科技进步竞争的特点，那问题就大了，我们不能永远跟随别人，必须要把我们的创造力和主见发挥出来。

 

潘江雪：所以即便在相对偏远贫困的地区，让孩子有自主学习和自主创造的能力，这种培养也是很迫切的。

 

周其仁：首先要相信一条，我们的城乡差距确实很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农村孩子的潜力差，其实这都是后天造成的。如果农村孩子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或者是碰到很好的老师，他会成长为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当然农村先天条件不足，居住规模太小，优秀人才互相碰撞的机会小，很难激发其雄心；另外就是见识，认识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在差异中才能发现问题，如果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差异就不大，潜能就激发不出来，也不会有见识。

 

所以，我发现真爱梦想的“去远方”的课程和活动特别有意义。如果孩子去过远方，见识就会不一样，有更宽阔的视野，对远方的生活有了想法，也会对自己有提出更多要求：我不仅仅只是去一趟远方而已，我是否能去那里工作，是否能去学习，最后我是否能将来把家带过去、定居在远方。而且我看到很多孩子把“去远方”的目的地都定在北京，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以北京为限，要去到更远的地方去，如果我们乡村的孩子去了一趟特拉维夫、纽约、巴黎，对他们将会是怎样一生的影响。所以，去远方需要越早越好，去的越早、与人交往的越早，视野打开就越早，见识和能力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不同的教育和机会，给孩子带来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的激发需要碰撞与欣赏

 

大国搞普及教育，常常忽略了培养孩子“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潘江雪：所以多元化很重要，不同的人相互碰撞可以创造出最重要的创造力和激发力。

 

周其仁：知识进步靠的不是单个头脑的进步，天才的头脑很重要，但这些厉害的头脑如果不在一起互相碰撞，优秀人才的敏锐程度不会提高。人与人的碰撞、互动当中会有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知识生产不是孤立的悬梁刺股、把一本书读破，冥思苦想，这样是不会产生知识的。我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从小信奉上帝，都要读《旧约》，而且是以辩论的方式来读，学生和老师都要提出自己的理解，看看是不是比别人提出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看到真爱梦想梦想中心里有三条标语，第一条叫问题比答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但是大国搞普及教育，常常顾及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差异非常大，为了兼顾全国，普及教育就涉及到统一的大纲，但是随之也产生了应试教育千篇一律的问题。我们做到了整体上的教育普及，就是九年义务制。但是同样花了九年，地区差异还是很大，富裕地区的九年制和贫穷地区九年制差别很大，家长、国家花了力气也花了钱，产出却很有差别。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怎么教、怎么学才能把同样的投入转化为更多的能力，以及更有力的与别人合作的能力，也就是教育得法的问题。所以教育普及以后，下一步必须提高人口质量，这方面我们需要要在国际上多看看。

 

创造知识是精英的事，但欣赏和运用知识越普遍越好

 

潘江雪：您讲到，希望孩子有创造力，希望从小到大呵护他的好奇心，如果我们在教育里加了太多的东西进来，会不会有可能导致孩子的好奇心被一点点磨灭？所以我就想问您，好奇心怎么才能维护住？

 

周其仁：知识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创造，就是生产出知识来，是从0到1的过程；第二是运用，我们要把知识用到社会经济技术的方方面面；第三是欣赏，实际上历代教育投资培养的就是如何欣赏知识，欣赏才会鼓励创造。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很伟大、为人类进步做了很多贡献，但我们都不是爱因斯坦、达不到那么高的成就，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无论哪个时代都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创造性的发展，牛顿最辉煌的时候不过也就是24-26岁，真正创造性的迸发在天才的生命中其实很短，在整个人群当中也极少。所以千万别看了爱因斯坦的故事，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培养成爱因斯坦，这是不现实的，即便真的这样培养，国家、人类也承受不了。所以，要教育大量的人去欣赏，那些伟大的成就达不到没关系，达不到可以欣赏。

 

潘江雪：这种欣赏力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周其仁：是培养出来的，你从小一定听过钢琴、欣赏过二胡，这些都需要培养和长期地熏陶。我上次去到柏林，那里的老人都说一定要听一场柏林的音乐，我看到那些中产阶级，平时看起来都是挺普通的人，可是一走进音乐厅，好像就换了个人，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展现出来了。

 

潘江雪：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浸润式的音乐教育。

 

周其仁：义务教育下一步很重要的就放在这里，以前我们太穷了，常常会说，学这个管什么用，但是越往后这些曾经“没用”的东西就越管用了。

 

潘江雪：就是无用的东西最有用。

 

周其仁：无用的东西最值钱。人的收入提高以后，就开始买没用的东西了，这都是一步步的过程，不用那么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奇心，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分布的。人类是很理性的，对于小孩子大家都很耐心，小孩整天会问为什么，大人都会耐心的回答，但是孩子长大之后再天天问，无论哪个家长都受不了。所以保留每个人的好奇心，这只是做教育的一个理念，就像我们希望未来更美好是同一个意思，客观上是做不到的。今天很多人有更紧迫的事情要解决，让每个人都保持好奇心是不现实的。

 

潘江雪：我懂您的意思了，就是说保持好奇心这个目标是可以有的，但最终并不是所有人能做到的。

 

周其仁：就是在人年纪很小的时候，有些东西要普遍化；但是创造性的工作，应该把我们最有潜力的人放到那些地方去。

 

潘江雪：这还是精英教育的思路。

 

周其仁：就生产知识的方面而言，不要否定精英培养的重要性；但在运用知识的方面，要非常地普遍。所以要分清什么东西应该是普遍的，什么东西应该是一部分人的事。

 

潘江雪：所以欣赏知识应该是越普遍越好。

 

周其仁：欣赏越普遍越好，因为越欣赏，越能鼓励知识的创造。但是这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所有人口都要从事令人神往的科学创造，客观上来说不可能，国家也承受不了。

 

本文载于“江雪日月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