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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上一个成功拖得太长了

“我们被上一个成功拖得太长了”
 
南方周末:您在今年年初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经济要靠“改革突围、创新突围”。为什么会用“突围”这样的概念?困住中国经济的“围墙”是什么?
 
周其仁:这座“围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要转变?就是因为不可持续,消耗这么多的资源,对环境破坏这么大,难以为继。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看到了很多年,为什么还老在说?一说再说就是因为“出不去”,这不就是被围住了吗?
 
从大国的发展路径来说,早期外向型经济主导发展的时候,国内挣了钱,也就有了内需;然后通过壮大内需走上平衡发展的道路,是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
 
但我们被上一个成功拖的时间太长了,在很长时间里维持着高额的出口顺差。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也要面对国内贸易平衡的问题,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一步我们要维系高外贸顺差式增长已经不可能了。
 
一是成本优势减弱,这些年市场成本涨得快,非市场成本涨得更快。税收、社保比工资涨得快多了,我们的土地出让金增长更是涨得离谱,这就是问题。
 
第二是外部会反弹,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内外加到一起,依靠大规模贸易顺差增长的模式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对这个问题认识不算晚,但解决可不能算早,久拖不决。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突破这座“围城”,还是就这么对付下去?
 
南方周末:可能的“突围”路径有哪些?
 
周其仁:中国在全球来讲还是有比较优势,只不过成本控制得低一点,比较优势就强一点。
 
那么能不能控制成本?成本当中一个是市场成本,随着经济增速放慢,市场成本会降低下去;但是我们体制性成本不采取措施不会自动下去——这里边既得利益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还有一条路,假定成本不变,那你能做出新的东西来也行啊。人工贵了,过去是五千,现在是五万,五万做出附加价值高的东西你还可以生产嘛。像英国Rolls-Royce这种公司,从汽车做到航空发动机,英国的房价、人工多贵啊,照样可以做。
 
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就要向上“跳一跳”。我曾用三明治来比喻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中国是三明治的中间层,上面有发达国家靠独到性优势的高价产品,下边有比你更便宜的要素。中国产品夹在中间,就要往两头打:一头通过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头通过创新“往上打”。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就是通过改革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延长我们发挥比较优势的时段,把这口吃惯了的饭再多吃几天。但成本总是会上去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已经从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了。所以还是要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东西,也就是两头打。
 
“从上往下打”和“从下往上打”
 
南方周末:深圳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作为“创新节点”,深圳跟特拉维夫、硅谷等节点有什么不同之处?
 
周其仁:深圳有很多公司创始人和高管都在硅谷待过;也有很多企业都在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深圳还有一些公司在特拉维夫设立一个点,这非常有意思。就像硅谷的人跟周边的人打交道的频率,远不如跟特拉维夫的频率高。因为有想法的人总是和有想法的人泡在一起。
 
那么这些节点会不会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是的。比如日本东京横滨的产业基础很宽,大制造精密设备什么都有;我们这里就比较窄。而旧金山作为港口城市,对通信技术很敏感,同时美军太平洋舰队推动的军民技术融合也有很大力量,所以它在通信技术创新上很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处于半战争环境,所以创新产品都非常小,都是关键的机件或零部件等小微型产品,创业就是一个手提包。这些特点或优势形成后会自我强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聚集到这里来。
 
相比之下,深港创新的模式首先来自早年“三来一补”,从学习港商管理开始,到为全球代工的富士康。大量制造企业通过外贸代工“练手”后,开始生产产品卖给内地市场。
 
比如大族激光,创始人高总是北航毕业生,当年南下,先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老板有两台德国进口的激光机,坏了以后让他修,修完就搞懂了。懂了以后老板就问他,能不能用一半价钱给我搞两台?他就凭着这两台机器订单,到华强北找元器件开始创业。
 
大族激光就是这么起家的,起来后发现原来的产品太初级了,于是再去找高校合作、找技术原理、找基础研究、找院士——从已有的市场化产品学习和仿制开始,形成“产品推动”型的研发模式,从下往上打,是早期深圳创新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近我发现在深圳也出现了“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比如柔宇和华大基因,就是先通过基础研究“写论文”发现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场应用层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新现象。
 
南方周末:为什么认为从原理研究到市场应用这种“从上往下打”的创新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周其仁:其实创新需要两条腿走路,而我们的企业多年擅长的是“从产品到原理”式的“从下往上”推进的研发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市场风险小,企业可以挑卖得最好的产品去研究;而从上往下打首先要写论文做基础研究,先发现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再考虑把这种原理转化为产品。
 
比如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并非为了生产炸弹,而是发现原子级的能量比分子级大好几个量级,然后通过一系列关键技术和辅助技术的研发,实现了原子级能量的释放,也创造了原子弹和整个核电产业体系。
 
从市场到原理式的研发,产品创新思路容易从现有技术中去找灵感,从现有技术里去找解决方案。而从原理到产品式的研发,首先是对自然界不同因果联系的发现,这种因果联系的应用范围会非常宽,就像原子能研究创造了核电产业、半导体研究创造了现代信息产业一样,它的创新风险很高,而一旦成功也收益极大。
 
科学革命就是17世纪科学家们从原理研究出发,推动的世界性产业革命。最近出现的一种新材料石墨烯,就是2006年英国两位科学家所发现的,2010年就凭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了这种新材料,未来很多物体和创造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许多中国人到西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参与了许多重大基础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从原理到市场”式创新的底气。但是从上往下打风险非常高,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更大的耐心长期坚持与投入。
 
相比现在经济活动里浪费那么多钱,比如造那么多没人住的房子,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呢?万一有几个原理级的发现,又会为深圳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在这方面深圳已经有很好的条件,以后还可以在“从上往下打”的研究模式上不断加深拓宽,为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出另一条“创新之道”。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周其仁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就像煲一锅好汤,关键在浓度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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