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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吗?

科斯方法论简评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经济学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于1932年。其时,科斯还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具有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
 
20世纪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价格理论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以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摩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合约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已经80多岁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学界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还是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思想,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产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津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潮流好像就是宁肯为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开篇的。开门见山第一段,科斯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段落里,科斯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编辑更在一次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
 
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过这一段,但还是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因为我曾经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赫赫有名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科斯在1987年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基本上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逊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1932)中的主要论点,恰恰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易于处理,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
 
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重要。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识的效率有重大意义。如果每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原创地”选择一些完全无法运用经济学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作为前提性假设,并在这些假设下开展研究工作,那么经济学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积的传统,也无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
 
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科斯选择的是一个相反替代: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他要的是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没有费用。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不仅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的一些复杂组织和合约(如企业),而且对这些在现代市场经济里日趋重要的现象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费用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合约,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大量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科斯方法论的“三个关键词”
 
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
 
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普朗特教授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公用事业的经济问题下功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
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科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产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使命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讨论这类问题,已有文献也不把这个问题当作经济学问题。
 
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去考察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组织。
 
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究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了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
 
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绝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运用这些产品的要素来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
 
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象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
 
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后来变得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
 
把对实例的分析一般化
 
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思想跳跃,这就是把从实例中得出的认识一般化。
 
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
 
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分析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命题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里面包含的逻辑和道理一般化。
 
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约束条件和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
 
超越“实证经济学”
 
最后,我想回到对科斯方法论的一点“误会”。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常常被叫作“实证经济学”。更为广泛的,是把一切研究现实的作品,都称之为“实证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因为涉及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经典的实证经济学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以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但是自从弗里德曼1953年“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的论文发表之后,此种经济研究方法论变得特色鲜明而影响广远。
 
弗里德曼的中心论点是,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的优劣,应当以它们产生的“推测”(prediction)的准确性来衡量。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推测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如果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与事实“令人惊奇地一致的”推测,那么这个推测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并不重要。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简洁的、想象的推测能被验证,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解释大量的事物,恰恰是理论“经济性”的表现。虽然弗氏的这种实证经济学后来受到许多批评,但是经济学家试图“猜出”一个与数据一致的推测的方法,还是大行其道。
                                  
 
科斯对以上方法并不满意。对于以检验假设与事实一致性为中心的实证经济学,科斯强调假设必须首先是真实的。对于弗里德曼式的实证,科斯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推测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科斯同哈耶克一样,质疑经济学家是否比别人更有能耐来提出“推测”。他不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提出推测并检验这些推测。经济学家选择理论限于理解、解释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要在多种可能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可靠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毕生的工作,就是在发现、找寻“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众所周知,他找到了一个,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
 
根据这一点,我以为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的区别有两点:其一,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其二,主要使命是发现人们经济行为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对真实世界里人的行为的理解,而不是推测和检验推测。诚如科斯自己在获诺贝尔奖时所言,他没有给经济学贡献过什么高级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找寻一个更现实的前提性假设——却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能比实证经济学在后辈学人里获得更大的回响吗?
·它能比实证经济学累积起更丰盛的研究成果吗?
·它真能够弥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里还包藏着的某种“回避真实”的那些缺陷吗?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不必为这些终究要由“思想市场”来决定的问题过于劳神。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了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知道了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实践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格外高兴地知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
 
本文选自周其仁著《产权与中国变革》中“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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