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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经济平稳发展”被频繁提起。中间发生了什么？是经济体量变大的必然结果，还是制度方面原因？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他回顾中国经济由快放缓的过程，并指出其中几个原因：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法定成本上涨。在外部环境上，周其仁教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全球经济形势像三明治，中国是中间那一片。优势仍然存在，还是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周其仁认为，今后的5年、10年中，中国需要从一个仿造型的、追随型的国家、靠更便宜的产品来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中国经济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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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9年也参加过类似今天亚杰商会的活动，当年我的演讲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记得2009年的经济形势非常恶劣，当时正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到几年仍未结束的重新洗牌的过程。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但是也就是从2008年和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内部也开始潜伏着巨大的下行压力，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后来只有一年中国经济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4.2%，以后除了2010年因为政策的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速回到了10%以上。

 

这之后每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都是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行。上个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是6.9%，2015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计划是7%左右。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解释什么叫7%左右，只要在6.5%以上就叫7%左右。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比2007年已经去掉了一半！中国很多地区的企业的日子都是相当难过的。

 

在中国经济整个大格局变化中，我们需要做一些思考，什么造成中国经济这么大幅度地下行。第一个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我国的经济都是外向驱动，长期以来我国又穷又封闭。这种状况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又封闭有很穷，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很低。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开始网上涨，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

 

中国农民穷，工人收入低，知识分子干部的收入也不高，过去我国关起门来做生意。一旦打开国门，发现全都是竞争者。我们开始引进外部资本，外部技术，引进商业模式，中国人开始学习国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的市场不是在中国，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所以在2007年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以后，全球需求压缩，中国出口立即下降，麻烦就来了。

 

除了金融危机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同时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猛增。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就要招工人，工人的工资就上涨了；要盖厂房，土地价格就上涨了；大家都要买原料，原料价格就上去了，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另外，除了这些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以外，企业经营的“法定成本”也在上涨。第一位是税收，从1995年看到2012年进行对比，中国的名义GDP上涨了8.6倍，中国的工资总额上涨了8.8倍，这两个数字差不多。但是税收涨了多少呢？税收涨了16倍！

 

税收以外还有一些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收入部分涨了24倍。还有一个涨的很快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比如养老等。中国社保缴费的比例比发达国家还高。另外增长最快的一个指标是我国的土地出让金，1995年到2012年，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增长了64倍，这会影响到所有的企业。无论是房租、房价、工业用地都会形成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成本。

 

除了这些成本以外，还有中国企业办事“麻烦”的成本，这届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抓这些事情，已经去掉了多少不合理的管理条例。今天你去看看北京市还有多少惩罚性的条例。

 

由于经济高速地增长，我们对某些成本不敏感。非要等到经济增速下滑之后才意识到。这也是把我们经济拉下来的一个原因。经济之中好中有坏，坏种有好，祸福相依。高速增长也会带来麻烦，麻烦里面也会蕴含着机会。

 

以前几十年中国经济是靠低成本来获得高速增长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学习中国，也开始开放，都开始拥抱全球化。开放越晚成本优势越明显，比如越南的开放和中国的最初的开放是一样一样的。现在全球经济形势就像一块三明治，上面一片是大国家，中国是中间那片。

 

中国经济是全球第二强，但是没有人排着对来中国买大型飞机，我们这么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会通宵排队来买。这些东西到今天主要还是发达国家的，他们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这是三明治上面的一块。

 

三明治下面的一片是现在的印度、越南等国家。中国江浙的大型纺织厂都开始到越南开厂。越南的工人工资是我们国家的1/3，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他们也开始招商引资，大力发展。这些国家夹在我们底下，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夹在了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中间。通俗地讲，我们往上够天还够不到，后面已经追兵四起。这就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形势。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后的5年、10年中，中国需要从一个仿造型的、追随型的国家、靠更便宜的产品来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还有，中国经济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中国很多的消费者跑到国外，发现很多产品比国内的还便宜。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是7000美元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差3000美元。现在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东西比中国还便宜，这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当中有虚高的东西，这些虚高的成本要狠狠地挤。不把这些虚高的成本挤出泡沫，我们的经济就没有竞争力。

 

新的想法很难。所有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最开始都只是一个想法。中国13亿人怎么会缺乏新的好的想法呢？新想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法涉及到文化和心理层面，人是社会动物，人都是希望被人尊重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在中国，如果你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你就麻烦了。什么人最容易和别人相处呢？

 

就是那些同意所有人意见的人，这种人容易被别人接受。奇才就是那种经常想法和别人不一样的人，这种人很难在社会立足，从小学开始就不一样，格格不入。这种人在我们社会中不是没有，有很多，但是因为一个国家思想的统一而被淹没。思想统一、国家稳定是我们国家立足的重要一条。但是这社会需要容忍这种不同想法的人，这种奇奇怪怪的人。一个人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他会很孤独，他很难把想法变成现实。

 

所以全球持续创新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小环境。不需要全人类都欣赏他，但是至少需要三个人欣赏他，其中一个是给他出钱的，这个条件没有那想法就不能成为现实，所以不要全国人民都来创新，当然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其实美国就是一个硅谷式的创新，美国绝大部分地方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和中国的差不多。

 

我今年跟几十个企业家一起去以色列，白天各处看，晚上一起讨论。最后其实发现，以色列多数人和我们中国一样的，司机跟中国的司机一样，甚至手机还更落后，酒店和中国的也是一样的；以色列的老城里面摆摊的和中国路边上摆摊的一模一样。

 

创新的是不到10%的人，这其中还有很多是为创新服务的，真正创新的人才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为什么他们国家创新能力那么强呢？因为像亚杰商会这种组织非常重要，这种孵化器企业家俱乐部创造了一种小环境，让怪怪的人在这里面有人欣赏！一个人有人欣赏那就有了创新的能量了。中国需要创造很多小环境来支持这种新的想法的出现，欣赏他。

 

新的想法极其重要。现在大工业制造都是采用流水线来运作的。其实，流水线最初只是一个想法，二十世纪初期，那么多人搞工业，就只有一个人冒出流水线这个想法，这个人就是福特。他怎么想出流水线这个想法的呢？福特有一次去参观屠宰场，去看杀牛宰猪。

 

他发现屠宰场有一个创新点，什么创新点呢？一头猪进了屠宰场，被挂在架子上，这个工人给它卸胳膊，下一个工人给它卸腿，猪的肢体一件一件地卸下来，就完事了。工人们各有分工，效率很高。

 

福特看得入迷了，然后脑袋里就开始思考，甚至倒过来想，能不能把猪的胳膊和腿组装成一头猪。后来，他就把这个想法运用在汽车的组装上，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组装汽车，福特创造了流水线，成功打造了福特汽车品牌，直到现在还很成功。

 

跟潮流不同的想法永远是创新的源泉。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极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除了标准答案之外的新颖的答案都是错的，学生考试考不好，不及格，考不上大学。这种唯标准论的情况怎么会产生有想法的人呢？新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考试都要求统一的答案。崇拜权威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多大的创新的。

 

我们永远不要喊同样的口号。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我在广州发现有一个叫叶国富的人却完全不谈互联网+。

 

叶国富发现网店把实体店冲击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但是商场的租金开始大幅度下降，他没去做互联网，反而去开实体店，做了一个品牌“名创优品”（注：一个模仿日本风格的中国本土“十元店”品牌）。就这两年时间，名创优品开了1000多家实体店。

 

日本人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叶国富就去找日本人进行合作。名创优品的所有商品都是日本监制产品，不是日本生产的产品，全部都是中国制造的，只是由日本人进行监制，达到了制定的标准才行。现在叶国富的名创优品年营收做到50个亿。这个名创优品跟互联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永远不要喊同样的口号，永远要允许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非常重要。所以小环境，独立的、不同的想法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的生产力。还有一种创新，叫做改进式的创新。我们的国家要允许其中的个体积极、活跃地有不同的想法存在。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以色列人也特别重视教育，他们重视教育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以色列的妈妈们在孩子放学回家之后，从来不问孩子今天学了什么，更不会问孩子今天考得怎么样，她们只问孩子们今天上学提了问题吗，今天是不是提了一个好问题。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十八届三种全会改革很重要的一条不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教育体制的改革，是考试办法的改革。

 

我今年夏天去甘肃，看到有一个公益项目做得很好，一个传统的学校的墙上贴了三个信条，其中一条是：问题比答案重要。哇，我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一定要在这个层面进行改革，积极推动，培养小环境。

 

创新是市场活动。市场活动最难的是你怎么知道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别人的需求不容易让你知道。如果今天是马车时代，你要发明一种交通工具，你会怎么办，你最多是让马车跑得更快一点。这时候你不可能发明汽车吧，因为消费者也不知道这个。所以企业家资源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猜社会需求的人。

 

过去我们不差钱，国民的储蓄率高，有些事情就可以试试看。谁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流行起来。我们一定要向各个方向去试，试了才知道。有想法有资金才行。这条路不是一说创新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想法可能没有，但是这个关键的市场有没有解决，不是说商务模式没有痛点。最近我访问过滴滴打车，现在滴滴打车服务已经蔓延到全国几百个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Uber，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服务。滴滴打车在中国有什么贡献呢？

 

互联网人用APP能够把供求撮合起来这是Uber创造出来的。我给滴滴打车评价最高的一点是他们在一个关键的环节上下功夫。滴滴打车不是一蹴而就的。滴滴打车最先从出租车司机切入。可是你想，中国出租车司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岁数大，而且手机都不是智能手机。

 

该如何说服他们把APP装到手机上呢。滴滴打车这群年轻人我很佩服。他们调查发现北京西客站等车是最难的，出租车排成长龙，他们去把出租车一个一个敲开，跟司机一个一个谈，把一个一个司机的手机拿过来装上打车软件，这是不容易的。等到过了临界点，这时候出租车司机不需要你教。

 

让最低的一群人愿意试这种模式。但是很多司机安装了APP后还是没人来打车，所以他们就经常自己去打车，司机一看怎么打车的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呀。一个市场供给和需求咬合不起来这是最大的困难。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必须创新，法定成本可以减少，税收可以减少。

 

中国经济的下行正在提醒我们该从什么地方下功夫，中国什么时候都不可以高枕无忧，自吹自擂。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上不上，下不下的状况。中国经济靠的是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企业、企业家以及在做的各位来共同推动的。

 

谢谢！

 

文章原载于“原子智库”微信公众号（AtomThinkTank）（201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