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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全球经济形势像三明治,中国是中间那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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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经济平稳发展”被频繁提起。中间发生了什么?是经济体量变大的必然结果,还是制度方面原因?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他回顾中国经济由快放缓的过程,并指出其中几个原因: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法定成本上涨。在外部环境上,周其仁教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全球经济形势像三明治,中国是中间那一片。优势仍然存在,还是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周其仁认为,今后的5年、10年中,中国需要从一个仿造型的、追随型的国家、靠更便宜的产品来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中国经济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我在2009年也参加过类似今天亚杰商会的活动,当年我的演讲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记得2009年的经济形势非常恶劣,当时正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到几年仍未结束的重新洗牌的过程。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但是也就是从2008年和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内部也开始潜伏着巨大的下行压力,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后来只有一年中国经济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4.2%,以后除了2010年因为政策的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速回到了10%以上。
 
这之后每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都是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行。上个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是6.9%,2015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计划是7%左右。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解释什么叫7%左右,只要在6.5%以上就叫7%左右。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比2007年已经去掉了一半!中国很多地区的企业的日子都是相当难过的。
 
在中国经济整个大格局变化中,我们需要做一些思考,什么造成中国经济这么大幅度地下行。第一个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我国的经济都是外向驱动,长期以来我国又穷又封闭。这种状况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又封闭有很穷,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很低。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开始网上涨,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
 
中国农民穷,工人收入低,知识分子干部的收入也不高,过去我国关起门来做生意。一旦打开国门,发现全都是竞争者。我们开始引进外部资本,外部技术,引进商业模式,中国人开始学习国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这么来的。可是我们的市场不是在中国,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所以在2007年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以后,全球需求压缩,中国出口立即下降,麻烦就来了。
 
除了金融危机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同时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猛增。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就要招工人,工人的工资就上涨了;要盖厂房,土地价格就上涨了;大家都要买原料,原料价格就上去了,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另外,除了这些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以外,企业经营的“法定成本”也在上涨。第一位是税收,从1995年看到2012年进行对比,中国的名义GDP上涨了8.6倍,中国的工资总额上涨了8.8倍,这两个数字差不多。但是税收涨了多少呢?税收涨了16倍!
 
税收以外还有一些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收入部分涨了24倍。还有一个涨的很快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比如养老等。中国社保缴费的比例比发达国家还高。另外增长最快的一个指标是我国的土地出让金,1995年到2012年,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增长了64倍,这会影响到所有的企业。无论是房租、房价、工业用地都会形成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成本。
 
除了这些成本以外,还有中国企业办事“麻烦”的成本,这届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抓这些事情,已经去掉了多少不合理的管理条例。今天你去看看北京市还有多少惩罚性的条例。
 
由于经济高速地增长,我们对某些成本不敏感。非要等到经济增速下滑之后才意识到。这也是把我们经济拉下来的一个原因。经济之中好中有坏,坏种有好,祸福相依。高速增长也会带来麻烦,麻烦里面也会蕴含着机会。
 
以前几十年中国经济是靠低成本来获得高速增长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学习中国,也开始开放,都开始拥抱全球化。开放越晚成本优势越明显,比如越南的开放和中国的最初的开放是一样一样的。现在全球经济形势就像一块三明治,上面一片是大国家,中国是中间那片。
 
中国经济是全球第二强,但是没有人排着对来中国买大型飞机,我们这么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会通宵排队来买。这些东西到今天主要还是发达国家的,他们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这是三明治上面的一块。
 
三明治下面的一片是现在的印度、越南等国家。中国江浙的大型纺织厂都开始到越南开厂。越南的工人工资是我们国家的1/3,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他们也开始招商引资,大力发展。这些国家夹在我们底下,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夹在了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中间。通俗地讲,我们往上够天还够不到,后面已经追兵四起。这就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形势。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后的5年、10年中,中国需要从一个仿造型的、追随型的国家、靠更便宜的产品来竞争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拥有更多的质量、品质、创新元素、原创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领导力的原创元素的经济体。还有,中国经济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中国很多的消费者跑到国外,发现很多产品比国内的还便宜。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是7000美元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差3000美元。现在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东西比中国还便宜,这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当中有虚高的东西,这些虚高的成本要狠狠地挤。不把这些虚高的成本挤出泡沫,我们的经济就没有竞争力。
 
新的想法很难。所有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最开始都只是一个想法。中国13亿人怎么会缺乏新的好的想法呢?新想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法涉及到文化和心理层面,人是社会动物,人都是希望被人尊重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在中国,如果你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你就麻烦了。什么人最容易和别人相处呢?
 
就是那些同意所有人意见的人,这种人容易被别人接受。奇才就是那种经常想法和别人不一样的人,这种人很难在社会立足,从小学开始就不一样,格格不入。这种人在我们社会中不是没有,有很多,但是因为一个国家思想的统一而被淹没。思想统一、国家稳定是我们国家立足的重要一条。但是这社会需要容忍这种不同想法的人,这种奇奇怪怪的人。一个人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他会很孤独,他很难把想法变成现实。
 
所以全球持续创新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小环境。不需要全人类都欣赏他,但是至少需要三个人欣赏他,其中一个是给他出钱的,这个条件没有那想法就不能成为现实,所以不要全国人民都来创新,当然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其实美国就是一个硅谷式的创新,美国绝大部分地方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和中国的差不多。
 
我今年跟几十个企业家一起去以色列,白天各处看,晚上一起讨论。最后其实发现,以色列多数人和我们中国一样的,司机跟中国的司机一样,甚至手机还更落后,酒店和中国的也是一样的;以色列的老城里面摆摊的和中国路边上摆摊的一模一样。
 
创新的是不到10%的人,这其中还有很多是为创新服务的,真正创新的人才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为什么他们国家创新能力那么强呢?因为像亚杰商会这种组织非常重要,这种孵化器企业家俱乐部创造了一种小环境,让怪怪的人在这里面有人欣赏!一个人有人欣赏那就有了创新的能量了。中国需要创造很多小环境来支持这种新的想法的出现,欣赏他。
 
新的想法极其重要。现在大工业制造都是采用流水线来运作的。其实,流水线最初只是一个想法,二十世纪初期,那么多人搞工业,就只有一个人冒出流水线这个想法,这个人就是福特。他怎么想出流水线这个想法的呢?福特有一次去参观屠宰场,去看杀牛宰猪。
 
他发现屠宰场有一个创新点,什么创新点呢?一头猪进了屠宰场,被挂在架子上,这个工人给它卸胳膊,下一个工人给它卸腿,猪的肢体一件一件地卸下来,就完事了。工人们各有分工,效率很高。
 
福特看得入迷了,然后脑袋里就开始思考,甚至倒过来想,能不能把猪的胳膊和腿组装成一头猪。后来,他就把这个想法运用在汽车的组装上,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组装汽车,福特创造了流水线,成功打造了福特汽车品牌,直到现在还很成功。
 
跟潮流不同的想法永远是创新的源泉。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极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除了标准答案之外的新颖的答案都是错的,学生考试考不好,不及格,考不上大学。这种唯标准论的情况怎么会产生有想法的人呢?新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考试都要求统一的答案。崇拜权威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多大的创新的。
 
我们永远不要喊同样的口号。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我在广州发现有一个叫叶国富的人却完全不谈互联网+。
 
叶国富发现网店把实体店冲击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但是商场的租金开始大幅度下降,他没去做互联网,反而去开实体店,做了一个品牌“名创优品”(注:一个模仿日本风格的中国本土“十元店”品牌)。就这两年时间,名创优品开了1000多家实体店。
 
日本人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叶国富就去找日本人进行合作。名创优品的所有商品都是日本监制产品,不是日本生产的产品,全部都是中国制造的,只是由日本人进行监制,达到了制定的标准才行。现在叶国富的名创优品年营收做到50个亿。这个名创优品跟互联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永远不要喊同样的口号,永远要允许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非常重要。所以小环境,独立的、不同的想法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的生产力。还有一种创新,叫做改进式的创新。我们的国家要允许其中的个体积极、活跃地有不同的想法存在。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以色列人也特别重视教育,他们重视教育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以色列的妈妈们在孩子放学回家之后,从来不问孩子今天学了什么,更不会问孩子今天考得怎么样,她们只问孩子们今天上学提了问题吗,今天是不是提了一个好问题。教育理念的改变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十八届三种全会改革很重要的一条不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教育体制的改革,是考试办法的改革。
 
我今年夏天去甘肃,看到有一个公益项目做得很好,一个传统的学校的墙上贴了三个信条,其中一条是:问题比答案重要。哇,我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一定要在这个层面进行改革,积极推动,培养小环境。
 
创新是市场活动。市场活动最难的是你怎么知道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别人的需求不容易让你知道。如果今天是马车时代,你要发明一种交通工具,你会怎么办,你最多是让马车跑得更快一点。这时候你不可能发明汽车吧,因为消费者也不知道这个。所以企业家资源非常重要,他们是一群猜社会需求的人。
 
过去我们不差钱,国民的储蓄率高,有些事情就可以试试看。谁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流行起来。我们一定要向各个方向去试,试了才知道。有想法有资金才行。这条路不是一说创新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想法可能没有,但是这个关键的市场有没有解决,不是说商务模式没有痛点。最近我访问过滴滴打车,现在滴滴打车服务已经蔓延到全国几百个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Uber,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服务。滴滴打车在中国有什么贡献呢?
 
互联网人用APP能够把供求撮合起来这是Uber创造出来的。我给滴滴打车评价最高的一点是他们在一个关键的环节上下功夫。滴滴打车不是一蹴而就的。滴滴打车最先从出租车司机切入。可是你想,中国出租车司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岁数大,而且手机都不是智能手机。
 
该如何说服他们把APP装到手机上呢。滴滴打车这群年轻人我很佩服。他们调查发现北京西客站等车是最难的,出租车排成长龙,他们去把出租车一个一个敲开,跟司机一个一个谈,把一个一个司机的手机拿过来装上打车软件,这是不容易的。等到过了临界点,这时候出租车司机不需要你教。
 
让最低的一群人愿意试这种模式。但是很多司机安装了APP后还是没人来打车,所以他们就经常自己去打车,司机一看怎么打车的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呀。一个市场供给和需求咬合不起来这是最大的困难。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必须创新,法定成本可以减少,税收可以减少。
 
中国经济的下行正在提醒我们该从什么地方下功夫,中国什么时候都不可以高枕无忧,自吹自擂。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上不上,下不下的状况。中国经济靠的是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企业、企业家以及在做的各位来共同推动的。
 
谢谢!
 
文章原载于“原子智库”微信公众号(AtomThinkTank)(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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