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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2019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广州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出席峰会并发表演讲,此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内容未经演讲人审阅。
公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今年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减税降费,1月份中央政府就做了政策的安排,3月份人大通过了政策,现在陆续在出台。今年要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总的量,根据财政部的公布是2万亿的额度,换句话说,我们是不到90多万亿的GDP 2万亿,降税减费的力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总结了前几年减税降费当中的问题,因为中国实行减税,降费为了对冲下行压力已经有若干次了。
 
经验证明有一些问题,企业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减少收费的力度,因为实际上是有两个变量在起作用,一个就是我们的税率费率多高,是不是降低,还有一个是我们执行的力度,一个教训就是费率降下来,但是执行收税的力度提高。
 
这样在企业层面就是获得感不强,对经济抵冲下行压力,不能达到政策原来设计的目标。它是什么问题?政府这头在减税,减少收费主要是指社保的强制性的缴纳,但是那头还有开支压力,如果不减税,降费企业受不了,企业大面积的出现情况失业,当然经济后边的棋就更难下了,对不对?
 
但是减了费那种的开支压力还在,中间就会有一个缺口。所以如果在座各位看过今年两会报告,就会知道人大同意今年的预算,财政赤字提高0.42个百分点。2016和2017年财政测试都已经达到了3%,就是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3%。2018年好一点,降到了两点一八。今年就碰到了一条敏感的线。这是金融危机之前形成的一个国际共识。
 
一个国家的财政情况也比较健康,它年度的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累计的公共赤字不能超过GDP的60%。当年我们看欧盟到底哪些国家能进去,哪些国家要剔除来。当年的希腊危机就是因为出道了这条线,如果年度赤字超过3%,在当时的计划被看作不安全,因为我们拿常识来想就容易懂。赤字这个东西,它是将来要还的。而且今天你通过债务来解决赤字,弥补赤字,将来不但要还债务的本金,还要支付利息,所以它会导致对未来的看法愈后不良。
 
大家会知道经济是有限资源,要解决多个目标似乎有很多困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政府减少税收,减少收费,同时又可以不增加财政赤字的压力。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全社会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从最近的局势来看,今年的压力不会小。换句话说,开支的压力也不会小,同时降税的需求会提高。我们应该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个人如果收入减少了,开支不能减少,那一定会中间会有一个窟窿会出来。
 
对我们个人财务多多少少会是一个问题。那么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经济问题,要做一个基本问题去思考。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大家看公益活动它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是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又不动用公共财政的资源,它动用的另外一个资源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公益之心,恻隐之心,看到别人困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把,或者我们对社会有一些理想性的一些念头,都有一点个人的资源,伙伴的资源,单个人看来都是不大,但是汇聚到一起,在宏观上就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公益事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否则我们国民经济发展一直要处在一个两难当中,你要让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那就会抽更多的税,抽更高的费,抽了较高的税费,企业又转不动了。
 
两难问题大概会长期伴随着我们从中等收入往高等收入走,所以在整个发展阶段,社会性的自发的、来自个人层面的,但是资源的用途不是个人的,自己的满足是带有公益性质的,这些行为可能越来越重要。
 
三个案例让我感动
 
今天最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一种。年轻的它的好处呢?他的收入曲线在成长,这个概念一旦养成了习惯,他今天收入少,明天收入多,后天更多,这个力量可以预见在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大,所以从经济角度看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我还想讲一个看法,它不单单是我们大众很多方方面面参与的公益活动,在数量上可以替代一部分政府的开支,不增加税负,同时又增加公共服务,不仅仅是量上,最重要的是如果很多人参与的公益活动,它在性质上它在质量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
 
因为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困难理解的是比较全面的,国家也想做好事,尤其我们大的国家有的时候做好事,到底怎么做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想举几个我看过的公益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一个就是汶川地震之后,当时我们正在成都做城乡统筹的实验区的调查研究,好多房子震塌了,短期内就是没有现实的力量,可以搬到永久型建筑去住。最早的支持是一批帐篷,可帐篷要抵御整个自然界,要让人们休息的好,质量就是比较差。但是后来很快看到,包括壹基金这些社会公益组织,就送进去一些活动板房,活动板房不是永久建筑,但是比帐篷要好很多。
 
活动板房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物质,最重要是能把它迅速装配起来的熟练工。你光有板房材料进去,没有这些人配上装不起来。靠我们当时在现场看到是成都,都江堰当地的老乡,他是装不了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会知道配比在救援救急当中,它不光是一笔多少钱,它里头还有一个结构,要有物质,要有专业人才运输,结构合理,救援效果就非常的强有力。
 
第二个例子是我在青海看到过,因为青海你看海拔一高,据医务人员讲,海拔每提高一千米,我们出生的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会提高多少个百分点。
 
这个病很有意思,心脏当中缺一条连通的血管,一旦搭上好好的。其他方面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要不打上,他永远就是家庭的一个漏斗,多少钱都花进去给他治病,他还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小孩的阶段就完成心脏的搭桥。当时有一个叫爱佑基金会,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项目,同时也发现了这个项目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是不光是政府的预算里头,我们现在的医保政策肯定不能覆盖手术费。出于爱心捐手术费,大体上是一个孩子1万块钱,终身就是好好的。
 
城里很多很幸福的孩子愿意捐这个钱,但是光捐钱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去做搭桥手术,青海本地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一定要到大城市好医院。你想一个牧民的家庭的孩子,一个民间组织就给他领走了,去做了成功,当然好,不成功,发生事故,这中间还有很多非金钱可以衡量的风险。
 
最后我在现场看了,我很佩服这些公益人士,他把政府的力量和社会捐赠的力量组合到一起,由青海的民政厅出面,去面向这些有这些困难的家庭,政府出面的组织带队到天津北京的医院去,但是每一个人的1万块钱是从事那些爱心人士捐的,而且可以一对一捐。
 
你能知道1万块钱捐给了青海的哪个孩子,1万块钱一例,做好这些合格的医院的工作,就按1万块钱一例收费,最后就是1万块钱一个。你会看到一大批孩子,因为这项公益活动他终身就跟健康的孩子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现场访问是很受教育,两个家庭还有点亲戚关系,一家孩子有这个病,那真是家徒四壁,有点钱都用来看病。还有一家好好的,家境就过得比较好。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社会爱心资源的发挥,它还有很多组织的力量,这个组织力量也不是仅仅靠我们扩大政府编制,扩大税收,扩大公务员编制,就能完全解决了。某些情况下动员社会的资源会比那个事情做得更加的妥帖。
 
最后一个例子,我也是蛮受感动,因为我们北大的扶贫点在云南,在云南的大理下属的一个县叫弥渡。我们去弥渡调查的时候也是深受教育,很多山区农民他当然没有信金融的知识,但是金融怎么支持贫困农民,学问真是不少。
 
我后来看到的一个例子是当地的大学生金融机构也是学了尤努斯的经验,从借钱第二礼拜开始就要求还。我们听了都不解其意,他没钱才借钱,借钱买一窝小猪崽,你得养一个周期才能出来,怎么叫他第二个礼拜就交钱,后来发现第二礼拜开始晓得还款,是对这些贫苦农民帮助最大的。
 
因为仔细观察我们很多贫苦农民,他是由于穷,他反而就有一些生活习惯就不够那么良好,因为他对未来没有很好的想法。所以但凡有点零钱抽烟了喝酒了,有一些很小的钱也不愿意去挣,弯弯腰能挣的钱也不挣,反正觉得对我帮助不大。
 
借了一笔钱,再加上这些辅导员在村里做这个工作,帮他一起想办法。你借了这个钱,怎么从第二个礼拜可以小额的还款,少喝一口就可以少抽一点烟,可以吧?打个零工可以吧?最后发现他家里的那窝猪十个月以后长成,其实就是她自己生活习惯改变的一个结果。
 
公益需要从效果来检验
 
所以很多脱贫还真不是说收了税变成一个国家预算,变成一个庞大计划,就一定能见效。我觉得理性是非常重要。公益有很多含义,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从效果来检验动机。
 
刚才陈一丹讲的让你想一想,让你在手机上想一想,这笔钱捐给谁,他过去干了什么?其实就要从效果角度来检验动机。因为爱心常常是动机,恻隐之心,同情心,给社会做点好事的心。
 
效果是什么?你有好心,你希望帮助他,真帮助他了吗?从他的角度看是不是帮助他了?思维方式其实对我们动员资源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有好心,完全不顾效果,他最后能帮助的范围广度力度都是有限的。我看过的商业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就是张小龙,微信的技术的开发的领导人。
 
我当然不懂技术,但是我听过他开发的时候给他开发团队,有一个设计的理念,我是一直高度赞赏。他说我们开发一个手持最后能用的这么一个软件APP,重要的是不是让用过的人用完以后说我们微信开发团队做厉害,你要让每一个用过的人最后觉得他很厉害。
 
这句话我觉得是微信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哲理性的基础。我是这听了张小龙这句话,然后就开始教我妈妈用微信的。我妈妈当时快90岁了,用完以后他好高兴,她觉得他好厉害,他根本不知道张小龙是谁。
 
所以好的商业好的公益,好的任何行为都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而最重要的是效果。只要中国这么多人从现在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培养这个习惯,有做公益的动机,又能在效果当中选择更好的做公益的方法。
 
我相信国民经济当中,国家税收和企业市场难解的矛盾是可能从这个方向上得到一个帮助,得到一个缓解,得到一个支撑,来让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文章原载于“人文学会”(HES1929)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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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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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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