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于1月27-30日参加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本次演讲中，周教授从他对达沃斯论坛的观察和感受出发，引出当前发达国际经济复苏中普遍伴随的高失业率问题。就这一问题，他着重从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大势的角度阐释了其根源、表现、未来发展及对中国的含义。

周教授在对达沃斯论坛众多研讨会的观察中发现，实际统计数据所呈现的世界经济图像与各界人士的感受“不容易加得起来”。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全球经济出现了实际的复苏和经济增长，国际组织预测结果、采购经理指数（PMI）及各主要股指也均显示了广泛的预测向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业。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祸首”的金融业在达沃斯论坛上又陷入了“限薪”的争议。金融业的奖金甚至比危机前更高。“限薪”要求说明金融业从政府救市、零利率和低利率政策中获利颇丰。这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经验完全不一样。

另一方面，达沃斯论坛上西方政要及各界名流对经济的感受却普遍不好，主流意见是不能轻言衰退已经结束、经济已经复苏，尤其是对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问题讳莫如深。IMF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调高对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同时IMF总裁Kahn在发言中又认为复苏进程脆弱而不均衡，退出方案的时机选择面临困难。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Summers的说法是：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正在复苏，但亲身感受它还在衰退之中。论坛上，韩国总统李明博、Stiglitz教授、三年前在达沃斯预言了危机的Roubini教授及芝加哥大学的Rajan教授等人也都表现出对复苏脆弱的担忧。

为什么在发达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与主流感受及判断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周教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经济虽然出现复苏与增长，但还面对严重的失业。美国失业率仍高达10%，欧元区失业率9.8%，最高的西班牙甚至达到18%。这一情况下，“主权债务危机”被达沃斯首日全球经济讨论小组“选”为全球经济最大威胁，可没有人敢说退出。

更进一步，为什么发达经济体会经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周教授把这一现象与冷战后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联系起来。他把这一格局形容为“两个海平面的世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是一个高海平面，它们之间贸易相互往来并形成分工结构，所以是打通的。它们的人均收入很高，人数也很少。中国、印度这些原来走自力更生、计划经济道路的国家是一个低海平面。它们人均收入很低但人数巨大。两个海平面差距非常大，按国际劳工组织计算，1980年中国工人制造业小时工资仅是美国工人同期工资的1%，这两年可能也不到10%。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印度从九十年代开放、1991年前苏联解体，上述两个海平面之间开始逐步打通。由于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打通的时候流量很小。随着低海平面制度成本的下降及学习曲线的提高，这个通道越打越大。但是，这个通道并非所有要素都可以流通，产品、资本、信息的流动远远大于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发达经济的资本总体上在流向低海平面国家，以结合当地更便宜的人工。发达国家到低海平面国家就业的人也来了一些，但数量很少。由此出现的天下大势是，高的往下，低的往上。这释放了全球新的比较优势的巨量势能，并引发全球产业布局重组、经济结构变动以及利益关系调整。

周教授进一步用“通而不平”来概括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征。“通”带来全球化的利益，发达经济得到了廉价产品，这对消费者来说是高兴的。但因为仍然“不平”，对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者带来麻烦甚至提出挑战：工资怎么往下调？这是目前这个世界的一个实质性困难。

发达国家向下调整比发展中国家向上调整要难得多，社保体系更为健全的欧洲又比美国在调整上更为艰难。这一过程会带来很多摩擦、麻烦和冲突。达沃斯论坛上，法国总统萨科奇很反常地痛斥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并声言“那些故意压低本币汇率的国家迟早要被保护主义痛击”。这句话里至少包括中国。虽然保护主义早已经名誉扫地，想搞保护主义的人也不提保护主义，但有可能有比保护主义更麻烦的事情。找茬、一点小事闹成国际头条新闻情况会经常出现，这种“热闹场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一形势下，中国的“十二五”期间能不能有类似过去五年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周教授从达沃斯回来后觉得要打一个问号。相应的，中国人有两个选择：一是人为维持低的海平面，这会对发达国家很不利，对自己实际也有麻烦；二是让低海平面因应经济基本面演变适当升得快一些，这对我们自己有利，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后者往下调也就相对容易一些。那么，怎么让中国的低海平面适当升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把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外需内需平衡等相关议题，都放到“通而不平”的国际大环境下来做思考。

（李远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