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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形势下的新起点

周其仁

来源：周其仁个人网站：http://zhouqiren.org/

刚才几位把主要的东西都讲到了，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吸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可能是超经验的，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增长，这样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就遇到过“保八”的问题。过去的经验里，有一些东西对于今天还有意义。不能仅仅靠政府的这只手行动，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于今天的经济规模可能都是不够的。另外，政府发债，杠杆了银行信用，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是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方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另外一方面就是体制性政策要给予足够的考虑，靠改革的政策激发经济活力，让修起来的路上很快有车跑。中国还不是一个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没有改革政策的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很多问题就解决不好，可能是事与愿违，把钱不知道花到了哪里去，甚至引起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就算修成了很多基础设施，离开了民营企业的重新活跃，仅有基础设施不能构成实质的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体制性政策有更多的考虑。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条就是刚才徐林讲到的价格管制，这个东西即便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也是错误的，因为价格管制无非是管住了“温度计”，但并没有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行为。数量型的还还好办，顶多就是把包子的馅做小一点，但是当产出品的物价被管住以后，成本顶生产者时候，他一旦通过降低品质、以次充好的方式来做反应，就很可怕，因为防不胜防。大家看现在中国的食品不管好还是不好的，统统蒙受一个品质可疑的名声，这中间除了道德和企业管理问题之外，价格管制是一个环境的诱因。因此，年初宣布的价格干预措施要立刻取消，而且以后就是高通胀时期最好也不要再搞。

价格不单单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都很重要，这些问题是多年改革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像这一波宏观景气的大变化，全球来看就是美元，中国来看就是汇率。人民币汇率的机制不够不灵活，起来很“稳定”，但最后还是抗不住实际汇率的变动，最终还是给出口产业和企业措手不及的打击。

再不下决心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以后还会酿成更大的灾祸。利率是同样的问题，要由市场决定，动不动用看得见之手去“调控”，企业的应变能力就没有了，最后吃更大的亏。政府管的是法定货币的供给。“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个原则并没有过时。灵活的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界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税收。目前的十项措施里面，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可能要担心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因为是按照去年的投资规模对投资型的增值税有所减免。实际上今年企业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原来测算说可以让企业减低成本1200多亿很可能落不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对投资进行倾斜式的减免增值税，对于刺激消费可能不利。

最好的办法是平头减增值税，把增值税的17个百分点，下很大的决心较大幅度减下来。要算清一笔帐：究竟等企业垮台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明年春节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否则不利于过冬。此外，进口税应该免掉，否则顺差绝对量还在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个事情，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现在看来这些领域的开放空间还是很大的，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行政垄断大国企的改革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超高的福利薪水等等，根本上市场不开放之果。不突出市场开放，仅仅打人家利润和薪水的主意，他们往地上一趟，干脆没了利润，对谁也没有好处。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36条，规定非禁即可入，这两年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生产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核准、控制。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土地，要想清楚不管4万亿还是更多，总要相应增加非农土地的供给。问题是，还是沿用单一国家征地制？那样难免带来大量的冲突和社会紧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刺激内需方案进行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中国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也光鲜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反而可能推进改革，希望这几年能够在这些方面有实质的变化。

问答部分：

邱劲：（讲了一段自己的看法）周教授做过企业方面的政策研究，讲讲国企的改革，金融企业的改革，有没有希望，然后徐林司长再具体谈谈。

周其仁：你刚才讲的很多观点我都同意。这次和97年那一波比，有个明显的差别，就是97年还没有形成民营制造业占绝大大多数的局面，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看起来不那么大，因为当时的国企就是没有订单，产品卖不动，工资大体还可以发，也没有今天的企业关门潮。后来财政、银行、股市都背不动了，才进入中小型国企的全盘改革和改制。

今天的结构很不一样，现在的制造业、特别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所以这次调整方式在社会上看很不一样。民营企业没有订单、或者成本顶得太凶他就歇业、关门、破产，带来的失业和农民工返乡的数量巨大。这是新特点，是好是坏短期内还看不清楚，不过突出的问题要面对。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是有没有形势的逼迫，二是主观上怎么对这个形势做出反应。你刚才说美国说市场出了问题，靠政府救市。这里也许有一些误差，比如美国政府接管的“两房”，根本就不是市场里的民营公司，它们就是联邦支撑的公司。

政府有民生目标是好事，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实现？想让穷人都住上房，那收缩政府预算把本来政府花的钱用来解决穷人住房就没有问题。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收缩政府自己的开支，而是利用了政府信用，为商业机构的次贷提供担保。所以你说次贷危机究竟是“市场失败”，还是“政府失败”？恐怕是一个组合型的失败。

再说美元的供应量那样多，在全球泛滥成灾，究竟是谁的责任？究竟谁在发货币？不管格林斯潘潘怎么检讨说他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他本人可是美联储的官员，而美联储并不是私人机构，是联邦机构，决定着美元发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市场怎么样、政府怎么样，这个两分的结构本身有问题。我的结论是市场里都有政府，没有政府，产权谁在保护、货币谁在发行、市场准入谁在管制？我们要从每个失败中看哪些是政府行为不当、哪些是企业行为不当、那些是市场结构有问题，这样才能总结对中国有用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