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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月20日中国金融博物馆举办、搜狐财经深度合作的江湖沙龙上的讲话)

 

  我就够老的了,我今年63,到北大63岁就要退休。我们这个政策是挺好,我的观点不要把养老完全压到政府头上去,全世界你去看,进入养老系统那些资源,是一部分,多数人不是靠那个养老的。多数人是要靠你能工作的时候,那个积累,那个投资。

  这个投资包括好好锻炼身体,包括你把很老的时候还有某种生产力。还能够为社会做某种贡献,我们现在太窄了,觉得所有人,你想十三亿人将来现在这个人均寿命长得很快,现在整个全国70多岁了,这样医疗改变,现在的生活条件改变,这个寿命数还会上去的。我妈妈老跟我讲,退下来时间比工作时间长了。

  这个事情完全说靠政府机制养老,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政府养老是兜底的。过不去的,一条线以下的部分靠那个,不是完全靠那个养老。

  你想想看,你完全靠那个养老,你去算,你去看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的人们实际上怎么养老,是好几块。个人的责任是一块,商业性的养老保险是第二块,第三块才是带有强制性,社会保障机制,我们现在整个舆论讨论当中,我的看法不要偏颇,偏颇以后会失望的。你做不到,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那里去,怎么调配啊,那么多人。

  当然兜底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稳定也好,公正也好,你总要有一条线让社会所有成员国了这一条线,不过这条线没有共同的认同感,没有对国家、社会共同的认同感,这个国家是要分裂掉的,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这个学问怎么做,有一套很复杂的东西。我没有太大发言权,不是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仓促上马,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靠谁养老,就靠一块地,非常晚才把农民非常初级的一个养老放进去。我们去成都看,地方财政搞了粮食的耕保基地,财政拿出30亿,每年每亩地给三百到四百块钱,这个钱不能拿去打酒喝,纳入个人养老帐户。

  除了北京中央定的那一点点,现在有些地方财政好的再加一点点,这是我们农村人口养老是刚刚开始起步,城里也是被动的,过去全是国有企业,国家包的。其实就是企业的年轻人在养老人,后来竞争激烈了,国有企业不让它破产,不让它转制不行,大概97年才提上日程,国有企业原来没有破产问题,不行银行借钱,银行后来几万亿什么不良资产,很大一块就是垫进去了,垫给要亏损的国有企业。

  后来朱镕基说这下去不行啊,要改这个机制。才发现改了怎么办?工人又没有责任,你说生产这个我就生产了,生产了卖不动,卖得不好,亏损了,投资失败了,不是工人的责任,工厂破产了,拿什么兜啊,所以从头保保障制度,我们这个步子开得很晚了,要理解这一点,开完怎么花怎么凑,好大一套学问,要有很多有经验的一代一代人泡进去,还要有优秀的国家文官系统去执行。

  我们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案有决心,一个是执行,真是让人担心的。因为那个钱放在这里,你想想看不是现付现支,放在那里,放哪去,刚才那个朋友提的问题投资,投资现在投哪去?我们是富起来才知道,还是没钱的时候好啊。没钱的时候没有投资问题,从来没有投资失败过,我父母从来没投资失败过,就是把我们养大就完了,从没钱买股票,现在麻烦是中等收入开始有余钱放哪去,金融投资不厘顺,下一步谁都不出不去,国家出不去,社保也出不去,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问到了顺口讲两条。

  第一条不要舆论上,特别是我们自己,绝不要说养老靠国家,这样想将来很惨的。第二条从国家方案来说,他管一部分,这一部分要管好,都很不容易。如果有心做这一方面工作,研究也罢,操作也罢,这里有用武之地,这个问题会随着老龄化、现代化,收入高会越来越大,这是值得放精力的领域,我就懂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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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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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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