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踏上被称为“创新的国度”的以色列土地，我们可观察到的创新似乎没有那么多。以色列的机场服务、大巴司机的开车方式跟中国的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收门票的跟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特拉维夫老城的商贩呢？还有咱们吃饭的餐厅、下榻的旅店？异国情调有一点，但怎么看还是很相似。事实上，从绝大多数可感知、可体验的人和事来看，并没什么新，人们日常应用的多数技术也没什么比我们那里高明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的国度》——这本值得一读的热门书，题目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当然，多待几天，听些介绍，我们会有新印象。这个2013年总人口不过800万刚出头的国家，居然拥有3.8万名科学家！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10%、经济总量的15%，以及出口的50%。至于研发经费高占GDP的 4.2%，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之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沿。最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长长的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以色列初创企业和以色列人！

　　但是回到街上，若非刻意提醒自己记得这是一个建立在沙漠里并有强敌环伺的国家，你不容易觉得以色列比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更为出众。如果拿人均GDP3.5万美元的标准来衡量，它甚至还相当朴实。惟有特拉维夫随处可见的、或与曼哈顿有得一拼的涂鸦，才表明这个恪守犹太教戒律的地方，对张扬的个性多了一些别处少见的宽容。

　　这就带出一个猜测：创新其实是非常少数人的活动。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人们通常总随大流，流行什么做什么，习惯什么做什么。“反常”一定有悖多数。新想法冒不出来，冒出来人人见笑，谁也不支持尝试。这样的话，“创新”——把新想法变成试探性的行动——就搞不成了。恐怕要承认，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总是远离创新、对立于创新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创新的想法一呼无人响应，久而久之就淡了，大家一起回归平庸。

　　在什么条件下，“创新”才变得强有力？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我一直想，如果以色列1948年不建国，不把全世界的犹太人凑到一起，会怎么样？可能流落各地的犹太人还是很优秀——那也是在那些地方凑到一起的一个结果——但要作为一个“Start Up Nation”，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把有想法、愿冒险的人凑到一起，达到起码的浓度，应该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看历史上，科学、艺术、技术，甚至手艺，凡涉及创造性的行为，一定是同类分子凑在一块，达到一个起码的密度或浓度。古典时代，所谓“言必称希腊”，其实就是那个别城邦。文艺复兴，离不开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一座城市。产生了休谟、斯密、里德等一大批影响现代世界思想家的，号称“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就集中在爱丁堡几间大学、酒馆和咖啡馆。17世纪那个小城镇，人口不过几万，野蛮痕迹处处可见，但就是因为凑成了一个小环境，形成一个氛围，许多领域的伟大思想、人物、著作，就一连串地往外冒。当代也一样，说美国科技创新了得，讲来讲去主要就一个硅谷，那是斯坦福大学周边一片不大的地方。创新元素凑够了，达到起码的浓度，新想法和新成果就像喷泉一般涌流。

　　至于希腊时代多数其他城邦、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以外很多欧洲城市、爱丁堡以外多数苏格兰城镇，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美国也做不到时时处处都创新。我在美国理过发，也没发现那里的理发师比我们小县城的理发师真正高明到哪里去。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理发师挣的薪水高很多，那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分享到诸如硅谷创新收益的外溢而已。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大家在企业做决策时面临很多选择，进军什么产业，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去哪里开店。可是最重要的，是把企业放入哪一种环境里？立志做创新性企业，恐怕一定要把自己、把自己的公司放到对创新有呼有应的环境里去。从全国看，改革开放30多年，论创新环境，怕还只有深圳、中关村等几个地方有模有样。无非就是因为那里的创新响应度高一点，“怪怪”的人多一点，大家见怪不怪，日日夜夜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谋求创新。

　　人在什么时候干事越来越带劲？有同伙的时候。什么叫同伙？第一，愿意听你说想法，哪怕是惊世骇俗之见；第二，听懂了会呼应、会响应；第三，即便不能呼应和响应，也会关注你、欣赏你。有时候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讲给那几个人听、做给那几个人看的。听完你的想法，拍拍巴掌就是鼓励，如果急不可待补充和讨论，是更大的鼓励。反过来，别人的想法给你激发，别人的行为给你鼓舞，这就是创新活动的福地了。很奇怪的，世界上很多很多人，挤到一起却并不互相倾听、更不互相激发、互相欣赏。这样的环境里就算有人冒出一个新念头、新想法，也容易被看成异物，久而久之就自生自灭了。

　　所以，创新最重要的是集聚同类，凑到具有同种偏好的人群当中，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足以把新想法打磨出来，变成行为、发现载体变成产品，继而得到各种支持。是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搞创新非有一个创新群，在群里高频率地相互激发、互相鼓舞。有了“群”，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发生很多“反应”，才能走出一条事先没有完全想过的“道”来。一呼无人应、孤掌难鸣，一个人再强大，在创新上也难以成事。这样看，企业家和企业选自己所在的位置，不但是企业设立的物理位置，也是企业家与谁来往、在哪类想法的群里“混”的社交位置，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总之，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国家时时处处都在创新。以色列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也做不到时时处处都创新，无非就是集聚起那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大国，那就更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创新。但是不论大国小国，率先凑成若干浓度足够、密度足够的地方，凑成若干个“群”，则是可能的。我们的企业家要足够重视“群”的选择，把它看成一个决策变量，主动凑向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