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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深圳要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发展权利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经济特区研讨会”于2011年2月27日在深圳举行。

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演讲实录:

周其仁:深圳是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深圳一开始就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杀一条血路,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深圳今天已经成了国内很大的城市、很大的经济体,它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它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是全国要解决的问题,希望深圳探索。

我对深圳本身的问题毫无发言权,因为不在这里居住,也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所以我只能就深圳这个城市在未来能够承担哪些全局性的工作谈一点看法。

现在都在讨论“十二五”规划,也谈论未来30年,未来30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民富国强”,这是一个长久的发展战略。为什么民富国强呢?我有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民是国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很多人把国看成政府,这是错误的,国应该包含领土、人民、典章制度,中国人民要组织起来,要有文化、语言、历史、国体、政体、经济制度等等。所以国家的完整概念是江山社稷和人民,人民不富,这个国家是空的,所以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国富论,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是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我认为“十二五”建议中,民富国强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如果讲未来30年的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妨碍民富国强的体制逐步的消除。因为讲30年的事情只能讲得很抽象比较具体的讲,大概有这么五个方面跟民富国强的体制是非常有关系的,也是希望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继续做探索。

第一件事情就是普通人的权利,我们老讲创新,这都是结果,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普通人有法律保障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以不侵犯他人作为边界。这个话很好讲,做起来非常难,因为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规范,但是我们总要做实验,哪些不行是真正对国富民强不行的,而有很多不行是短暂的、临时的、个别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个事情只能在深圳做示范,我们希望深圳能够成为普通人拥有法律保障最大的城市,这才是创新的源泉。

我最早受到启发是参观纽约交易所,那时候墙上有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普通人的权利一旦得到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一定都得到了保护,倒过来就不一定。而这是一个地方持续发展的关键,原来在MIT有几个中国留学生请一个研究国际经济学的专家谈谈世界上几个国家,他说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美国为什么厉害?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很早就有了,一直是那几个,美国排在最前面的公司,常常不到20年的历史,这就是差别,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强大的原因,不断的有后浪推前浪,这跟美国的体制中“民有、民治、民享”是有关系的,普通人可以做梦,可以试、可以闯,不要看今天饥寒交迫,但是他有这个梦可以做。他这段话是告诉我们怎么看经济,看哪个地方不断后浪推前浪,我们这里有任正非、王石,马行长,但是后面还有马化腾,我们希望后面还有人出来。倒过来看香港,当然我不是说香港不好,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从30年来看,就只有李嘉诚,后面新的在哪里?闹来闹去都是搞遗产、打官司。

从30年长远来看,这个宝一定要押到能够冒出新人的地方。而这个新人的机制就是给普通人最大的法律保护,你只要不妨碍他人,可以百无禁忌的想,做事情有最大的动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阻力,比如说北京买一个车要摇号,买一个房子还要出具5年的纳税证明,我的学生发牢骚说,可能今后找对象都要摇号了。什么东西都要批,这种地方成为创新领先的可能性到底是高还是低?我的看法是很低的,所以深圳一定要尽可能在保障普通人最大限度的权利方面,要在全国做得最好,这样才能吸引天下有想法的人,愿意冒险的人到这里来试,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是什么情况,重要的在于有一个可能性。现在全国都在讨论美国的情况,美国现在露出了很多疲态,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经过了一次危机有了很大的疲软,但是看微观上,我们还要认真的掂量一下美国,危机时期还能让大家排队买美国货。我认为很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深圳可以想、可以做,这样的话,对全国的影响力会非常大。

第二,深圳今天有条件来进行一个国际的大都会城市的探索。工业、商业和农业不一样,农业文明是光合作用,每一块地都要种上庄稼才有财富,工业和商业就是分布很不平衡的,它会集聚到某些点上,会形成密度非常高的经济体。我12月份去日本开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因为日本的经济低靡,不像中国到处是工地。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用直升机把我们拉到东京的上空看看,我们发现日本是有工地的,他们的工地在楼顶上。他们现在形成新的城市理念,是用高速电梯把人分段,住在80层以上,80层以下上班,再往下就是消费的地方,在一栋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这就是他们把功能区立体的解决。中国的平地资源跟美国不能比,人口密度又这么大,可是我们整个主导思想还是反密集,还是想回到农业文明时代,想把哪一块都养好,这是不行的。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能否管这种高密度,东京大都市圈是1.6万平方米,跟北京差不多,但是它差不多是日本1/3的GDP,3300万人口活跃在这个区域,总的来说还非常有秩序,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挑战。日本的规划专家讲了一个思想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原来国家发展不平衡,这就引起了政治上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开展设计大政策,让资源离开东京,平均的发展,弄了30年,最后失败了,你设什么坎,人家还是往东京来,最后他们的思想转变,就是让东京集聚,产生巨大的财富流,然后再分配,平均的分配到每个地方,这些方式值得我们中国学习。我们现在还是农业文明的管理方式,上次给黄华华省长提意见我就讲,我说一定要学美国,把大城市和国土管理区分开,美国很多城市行政等级比县还小,芝加哥、洛杉矶都比县小,但是他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另外一个体系。我们现在管农业的平面管理模式,可能很大程度上会妨碍中国的发展。

第三,是更开放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要把很多发达国家逼死,低端的全部由我们造,然后我们天天喊升级。低端到高端都由我们造,那他们全关门了,全世界贸易没有这种格局的。所以我赞成出口不能够丧失,因为你有比较优势,但是倒过来你可以大跨度的鼓励进口,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国际商品比国内便宜了,这么多人蜂拥到香港买奶粉,这么多人在网上代购,所有出国的空姐、出国的人士都有一张单是要帮别人买东西,这表明今天扩大进口,可以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福利,而我们今天的体制,还是限制进口。我们现在已经好几万亿的外汇储备,都成了一个负担,赚钱有什么意思?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产生能换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这是民富国强的事。所以在这一点上,深圳应该率先把关于进口的交易、税收、服务放宽。我前两天在深圳访问了易达通,他们是专门帮中小企业做进关服务,我听他们讲了,他们说这里面的潜力非常大。我们要让进出口都方便,交易费用都降低。

第四,现在人口成本上升比较快,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力,这就有开发民智的问题,深圳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准备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也支持,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道理就在于今后的知识怎么生产,谁也不知道,知识生产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楚,将来知识怎么结合起来,怎么传播还不知道。

第五,从速度深圳变成质量深圳。我们现在讲高科技,讲产业升级,好像科技含量高就是升级,也不一定,普通商品也得做好。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精神,当年日本货在世界上也是叫人看不起,后来对全民进行了高质量文化的传播,后来变成了精益制造的基地,我们现在在这方面非常糟,总量看是世界第二,但是里面的质量没有好好的推究,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到境外买奶粉?我们很多技术含量不高的商品不能高质量的做好,我们非常希望深圳通过体制、法律、道德、行业自律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文化,不管科技含量高还是低,包括服务,端每碗茶、端每碗饭的态度,这其实是民富国强中非常重要的,因为老百姓不是靠你统计的GDP衡量他的生活,他是非常具体的生活。所以深圳要成为中国好质量商品、好质量服务的代名词,以此来吸引全国的资源向这里集中。所以总体来看,未来30年的问题,我有好多话要讲,我相信民富国强是可以指导这个国家发展的。  

(本文为演讲实录,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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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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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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