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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趋利避祸,开门见山第一件事,是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要趋利避祸,开门见山第一件事,是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价格”无处不在: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利率是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投资)之间的相对价格;万般商品服务,互相总有个比价——麦子的市价值多少化肥?少喝几公升牛奶可买一个豆浆机?大都市一亩土地之价,还等于一万亩农民的宅基地吗?这些都是比价,也就是相对价格。全球经济大调整在即,缺乏灵活的相对价格指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太危险了。

  或有读者问,举世都喊政府救市,你却主张让(市场)相对价格发挥更大作用,岂不是不合时宜?当然知道不合时宜,否则,也不用黎明即起写文章了。先容我辩一句:“救市”也离不开相对价格的指引!君不见山姆大叔的财长大手救华尔街,有的完全不救(雷曼兄弟),有的救部分(贝尔斯登),有的全救(AIG)。凭什么差别对待?救助对象的相对价格不同使然。只不过那个相对价格没有标明在市,不容易看见就是了。

  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家庭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问题是,何为利,何为害,利利比较何者为大,害害相权何者为小,皆需要相对价格的指示。不让相对价格发挥作用,人为压制相对价格的变化,势必造成利害信号的失真,结果,趋利动机被引向“趋害”,避祸愿望被驱赶到“避利”,不免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了。

  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丰富。说说汇率吧。有专家指出,汇率稳定对出口企业和行业非常重要。此说有理。因为出口生意要根据预期的汇率变动,来算盈亏、谈合同条款、决定是否扩大生产规模。汇率稳定,做上述决定比较容易,有利于生产活动。但是,汇率稳定有一个前提,就是货币的币值稳定。不单是一个货币稳定就够,而是挂到一起的不同货币的币值都要稳定。离开此前提,货币不稳却非让汇率不变,足以酿成大祸。

  不是吗?远的不提,新世纪前后的美元,币值贬得利害。居民借钱高消费,政府借钱外打伊拉克、内补低收入无房族。过瘾是过瘾,可哪来那么多钱的呢?这个问题问任何人都不如问两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因为他的答案最明白可靠:那一时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元,归根到底是美国政府印出来的。

  挂美元、“钉”美元的汇率制度,由此大“难”临头。想想看呀,美元发得那么不靠谱,挂美元的汇率怎么可以“固定”?别的暂不去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断掉了财政向央行透支的制度之根,加上多年改革开放的累计成果,人民币币值稳定且有走强之势。可是,汇率体制却还是固定的。说来也是奇迹:走贬的美元与走强的人民币,怎么可以固定汇率挂住而纹丝不动呢?

  此“不动”,原来仅是名义汇率而已。在这个名义不变的汇率之下,用币值稳定且走强的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制造品,一旦转为用走贬的美元计价,立马“贵”出许多。更妙的是,中国人越干得欢,制造业的生产率越加快进步,中国货在贸易对手眼里就越是物美价廉,结果当然是中国制造品的出口货量越来越大。数万亿美元——顺差、直接投资加上抛劣趋良的外汇——涌入中国,迫使央行释出大量基础货币。2004年以来,从“局部过热”到房地产价格暴涨,到股票市场离谱的井喷行情,最后到CPI指数冒升到十年之最,其源盖出于此。

  固定的名义汇率终究守不住。勉强守,人为抑制相对价格的变动,最后还是有报应。讲到底,只要人民币发得比商品劳务的增加快,终究会把物价总水平拉上去。2005年,我写“成本急升的挑战”,就是观察到沿海出口行业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成本升得很急。殊途同归,出口生产成本急升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作用是一样的,都会把中国的出口压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容不得挂住美元的人民币自己走强。

  差别在于信息费用,因为无数企业还是看着名义汇率做决定。滔滔而来的“人民币不升值”舆论,也让不少市场中人真的相信固定汇率一定守得住。他们按此下单,预期未来的市场前景并决定扩张的规模。等到发现汇率最后还是守不住,打击就从天而降。这里的教训是,即便名义的相对价格“固定”了,实际的市场力量最后还是要作出强制性的调整。向前看,汇率机制的改革还是不能停。不是单单升值,也不是单单贬值,而是让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比价,更有弹性和灵活性,好叫产业界放弃幻想,早对无可避免的变动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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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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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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