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2012年12月07日 17:17

周其仁:中国经济面临三大不确定 如何走好下一程

 

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大背景,我始终把我们的经济看作是两个海平面的运动:中国开放时已经有了发达国家这个样一个高海平面,我们是处在一个低海平面。高海平面人均GDP13000美元(1978年的美国),现在人均为3-4万美元。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由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中国开放时人均不到200美元,翻两番达到800美元。中国开放时,这两个海平面差一百倍。邓小平改革开放把这两个海平面打通,这个打通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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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03日 14:02

周其仁: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很流行,那就是“三驾马车”。这个比喻把本来庞杂无比的国民经济,简化为“投资、消费、出口(其实是净出口)”三驾车,很形象、很生动、很好懂。派生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把国民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也看得像赶马车一般,这里一鞭子,那里一鞭子,经济就跑起来了。

 

我的观点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轻轻松松几鞭子,就把中国经济重新赶回高速增长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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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 17:58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呼之欲出

 

本系列前面几篇,分别探究了“城市土地国有化”以及“城市设立模式”的来龙去脉。加上更早我们讨论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转让”(见“城乡中国系列评论(22)至(25)”),共同铺就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基石。本文综合此三项体制的整体特征,掂量其长远的影响。

 

整体特征就是一句话,即“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化”。拆开来有两个要点:其一,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地在市场里流转;其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被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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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2日 18:28

周其仁: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长了眼光来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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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6日 14:58

周其仁:设立城市的程序与城市边界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讲的本是城市范畴里的事情。但是,该宪法准则的实践后果,却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来为避免“震动太大”而暂缓推进的全盘土地国有化,事实上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发生了。

  究其根源,是我国城市边界的扩张因城市土地国有而获得了一个超强的推动力。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从设立城市的程序入手,先调查下列问题:城市是怎样设立的?城市的边界如何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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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6日 15:10

城市土地国有是全盘土地国有第一步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二十七
   上周本栏梳理“城市土地国有”的来龙去脉,厘清了一件事实,这就是包括“文革”极左在内,也没有能够把城镇的私宅民地彻底收归国有。1975年的宪法还承认城乡都有可以征用的非国有土地,但七年之后通过的1982宪法,利利落落11个字就宣布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其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可能,就是在1975年之后,虽然“文革”强弩之末,但又在城镇私宅国有化方面烧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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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 10:58

土地制度变形:把“民地”转为“官地”

 

话说大陆引入香港经验,破解了以土地筹资的难题,为工业化、城市化安装上一部功率强大的发动机。时至今日,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市场早就遍及大江南北、沿海内地。不消说,这在筹资方面取得了过去计划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绩效。但也不容讳言,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管制等方面,该“市场”的运行负荷也日趋沉重。形势很明白:中国的城市化要再向前走,绕不开“反思官地筹资”这一课。

 

本系列评论的看法,问题是早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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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0日 18:31

周其仁:土地急就章的得与失

 

  目前通行的城市土地制度,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真正一部急就章:从法律严禁土地转让、租赁和买卖,到形成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体制,在国家行政和立法层面,前后总共用了还不到一年时间。如此剑及履及的紧迫性改革,于今不可想象:不要说一年完成改革的七部曲,就是七年完成一部曲,也不容易。

 

  当然地方和底层的改革,酝酿的时间要长一些。以深圳为例,那里城市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早在1981年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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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3日 15:33

周其仁:非公经济落地源于土地转让的艰难起步

本专栏上周的发现是,所谓“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实是土地划入城市的权利,大大强过了人口进城的权利。本周我们继续探讨,把大片土地很容易划入城市的权利,究竟是怎样逐步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先确认,大批土地被划入城市,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现象。1978年之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不多,城市总数变化不大,因此城市面积也就没有很大的扩张。像我出生的上海,从小到大,市界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1966年“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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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21日 18:37

周其仁:面对中国经济 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

    

    8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8%。而从历史均值来看,7月份向来是PPI涨幅较高的月份,这让市场紧张不已。

 

  政策加码的呼声再起,降息、放松信贷等成为不少市场人士的期待。

 

  PPI的下跌,显示了企业的盈利进一步下滑,同时,连续几月PPI下滑亦显示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疲软。特别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在受国内经济影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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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06日 15:42

周其仁:抽象的目标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十八)

 

  还要圈点一番的是,“允许农民进城落户”似乎并没有具体的政策目标。比较而言,当时的其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所以政策目标也具体。譬如,“允许包产到户”为了激发农民产粮的积极性;“允许多种经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轻工业原料的供给;“开放长途运输”为了克服农产品流通的瓶颈;“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就业。唯独“允许农民进城落户”,要解决的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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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20日 18:46

周其仁:经济自由是城市化的根基

 

来源:经济观察报

 

  除去词汇的颜色,中国的“农民”直到今天还是一个与身份相关的社会等级。种地不种地、务农不务农,是不是已经以非农业为生,这些皆不重要。决定性的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孩子出生在户籍分类里的哪类家庭——只要他或她的父亲系农村户口,那么这个孩子差不多永远就是一个农民。

 

  为什么搞阶级和阶级斗争多少年,居然搞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等级来?我的理解,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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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9日 15:32

田纪云说中国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

 

 

20120608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在推进工业化时总免不了要学习外国的经验。至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一边倒”学苏联,是不是真的就是必然的不二之选,怕要让历史学家慢慢去做结论才好。从可观察的现象看,亦步亦趋跟苏联老大哥走,成就与问题也大同小异: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很快,但工农、城乡关系长期紧张、失调——越是粮食困难,越把农民捆得个严严实实的;反过来,农民越少自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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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24日 16:25

周其仁:录以备考的迁徙自由

 

 

传统中国之城,凡比较知名的,差不多都起于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纯粹以自由市场立城者,有是有的,不过顶多也就是些小集镇。围起个城墙来的去处,没有不是官家主导的。那里当然也有市井生活,不过照例处于“为辅的”地位罢了。

 

这些特质,与我在斯科菲尔德(R.S.Schofield)教授课上听到的英国早期城市,实在大相径庭。近代帝制崩塌、战乱动荡把中国闹得“国将不国”,城市的地位当然也大变。不过从一般阅读得到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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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03日 08:51

周其仁:中国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理解上,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困难。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更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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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11日 09:39

周其仁:历史上的乡村医生

2007-05-14

其实,由赤医转变而来的今日农村里的乡医,与历史上的乡村医生倒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点认识,我是在阅读人大清史所杨念群教授的著作时得到的。杨教授的这本书(《再造 “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中国乡医一窥究竟。

不妨从一个场景开始。30年代河北定县,离北京200公里,已通火车。据李景汉等社会学者的调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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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14日 01:11

十年十人谈之周其仁:釜底抽薪治通胀

十年十人谈之周其仁:釜底抽薪治通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搜狐财经2012年两会特别策划“十年十人谈”,对话风云人物,评点十年得失。

  本期我们就货币问题,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

  对话人: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克成 搜狐财经高级编辑

  搜狐财经:改革以来,中国在货币制度方面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我认为最值得肯定的是1994年由全国人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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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8日 06:50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四)

 

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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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8日 06:48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1985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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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8日 06:46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二)

 

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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